“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头衔即使并非唐骏本人发明，但在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唐骏显然对此甘之如饴

　　“他不是一个一辈子靠骗人吃饭的人，但后来，特别是从上海到北京后，真的改变很多。”一位曾与唐骏在微软共事多年的同事这样评价唐骏。

　　过去一周是自许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唐骏最尴尬的一周。

　　他的简历曾经无可挑剔：日、美留学，微软中国区总经理，盛大总裁，然后是新华都集团CEO，自称在新华都报酬10亿元。

　　这张简历的起点现在遭遇致命怀疑：先是知名学术打假者方舟子在新浪微博称加州理工大学并不曾有过一位名叫“唐骏”的华人博士，随后唐骏出示的西太平洋大学（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博士证书遭到了更大嘲笑（参见本期文章 “唐骏‘母校’在华淘金记”）。

　　“这件事影响很大，我们都当笑话讲。”很多IT业内资深人士称，由方舟子引爆的这场唐骏学历事件，不过是将过去“IT高层们都知道的事传播到了草根层”。

　　关于诚信和成功的争论却已超越了个案本身。为唐骏辩护者认为，“英雄不问出处”、“唐骏已经证明自己的成功”；批评者则认为诚信是成功的基础，曾经是“年轻人楷模”亦热衷于宣讲自己成功经历的唐骏应向公众和投资者道歉，以维系社会基本的道德准绳。

　　直至7月7日，唐骏在接受多家媒体公开采访时仍拒绝道歉，坚称“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是“方舟子给我扣的帽子”，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假如唐骏并非从一开始就有意欺骗公众，作为“成功偶像”的唐骏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在他的“成功之路”中，学历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在此还原一个真实的唐骏。

　　“最愉快的时光”

　　唐骏1984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应用物理学专业，次年留学日本名古屋大学电气电子专业，但未获博士学位，终止学业，转去美国发展。

　　1994年进入微软是唐骏职业经理人生涯的起点。他在微软的第一份工作是程序员，后升为产品经理。他在自传中回忆，称经过了八轮面试才得到一份在Windows NT开发部门做程序员的工作。

　　唐骏的工作是帮助微软发展Windows中文版。在多位微软在职和离职员工看来，这不是一个需要博士学位才能获得的职位，如果是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说大才小用。

　　在此时和之后的很长时间，同事们并未听唐骏称自己为“加州理工大学博士”。一位曾在微软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认为，微软人事部门在入职时的审查很严，唐骏在进入微软的简历中没有必要“作假”，因为这个工作他出国之前的北京邮电学院的学历就足够了。

　　唐骏也不会提及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他是在翌年即1995年才获得这个学校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

　　“这个工作他应该完成得不错，因为不久他得到了提升。但如果将之归结为唐氏开发法，就太夸张了。” 另一位曾参与视窗开发的前微软中国区总监也证实，视窗开发是上千人的团队。

　　唐骏的下一个职位是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随后，微软决定在中国设立一个技术支持中心，唐骏主动请缨。1997年年底，唐骏被总部派到上海，负责组建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这是一个类似于售后服务的机构。需要一点技术，但主要是管理。微软当时需要有人来收集和归类整理中国客户反映的问题，帮助解决，并反馈给产品部门以修改缺陷。”前述微软中国资深人士介绍，这对唐骏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亦是对他之前工作能力的肯定。

　　唐骏之后的表现没有令总部失望。他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将一个区域技术支持中心升格为全球技术中心，团队也由最初的25人扩展到后来的400多人。

　　当时的唐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技术中心第一天成立的日子是1997年11月4日，也是我第一天加入微软的日子，我还记着唐骏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微软T恤。”一位唐骏的老部下回忆说，当时30多岁的唐骏用英语演讲，“充满激情”，给了这些刚入职的年轻人一个“Surprise（惊奇）”。

　　这些年轻人并不了解唐骏，他们只知道这位领导“曾在总部做得很优秀，然后被派遣回中国，再早，他在中国、日本和美国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

　　在他的前部下看来，“微软牛人太多了，平时没人会把学历当回事。”话虽如此，这只是有漂亮学历的人的想法，在海外求学多年却没能拿到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唐骏或许仍视之为软肋。他曾在不经意间对一位同事提起自己是名古屋大学的博士，在得悉该同事认识其导师时就密嘱手下不要再提及此事。

　　不少曾与唐骏在上海共事的人，后来也在微软或其他公司走上管理岗位，多年之后，对他仍保留不错评价，认为“他善于激发员工的潜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在上海微软的那几年，是他成长的时期，也是我们成长的时期。”前述唐骏的老部下认为，在唐骏所有职业生涯当中，“可能最留恋的就是这一段”。

　　这的确也是唐骏职业生涯中最轻松惬意的时期：他管理了一支年轻的技术团队，成员对他尊敬有加，业务流程相对简单，几年运营下来早已驾轻就熟。

　　2001年，比尔。盖茨亲自到上海为微软亚洲技术中心升格为全球技术中心揭牌。“对唐骏在支持中心的工作，所有微软人都会给予很高的评价。”前述微软离任高管告诉本刊记者：“能把上海支持中心做成亚洲的、又做成全球客户的问题都由你来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从团队管理到团队文化在公司都被认可。”

　　内斗牺牲品

　　2002年3月20日，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经理高群耀突然宣布辞职，一周后，微软正式任命唐骏为高群耀的继任者。一直梦想“从一个技术管理者转变成为一个独立部门管理者”的唐骏，得到了人生的一个大机会，也是大挑战。

　　这是一个新的提升，因为实际管辖范围从过去的单纯技术部门一下拓展开来，从业务战略、市场销售到政府关系、法律公关事务及内部行政，中国区总裁都有责任。但熟悉微软内部政治的人都为唐骏感到担忧。

　　“尽管表面上‘微软中国总裁’是一个非常光鲜的位置，但大家都知道那个位置不好做，上面还有一个大中华区总裁，是一个很不好相处的台湾人。唐的前任就是与台湾人斗争失败才离开。”一位微软老员工对本刊记者回忆了数年前那场最终导致唐骏出局的内部纷争。

　　临危受命之后，微软为唐骏召开了场面颇为盛大的媒体见面会，隆重推出唐骏，唐骏给人的印象还“有些生涩和拘谨”。

　　所有到会的记者，都拿到一份唐骏的个人简历——

　　“1962年出生；1981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1985年留学日本；1990年赴美攻读博士；分获物理学学士、电子工程学硕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1994年进入微软公司，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2001年升任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三次被授予微软公司的最高奖项：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和杰出管理奖。”

　　随着管辖范围的拓宽，管理的复杂程度也成倍增加。但中国区总裁在微软不是一个很高级的职位。在唐骏之上，离总部之间还隔着大中华区总裁、亚太区总裁。大中华区总裁除了管台湾和香港市场外，就是管中国区总裁，两个职务权限严重重叠。

　　不仅如此，由于当年中国区层级较低，层层都有人管，总部也有很多条线交叉共管。“体系非常复杂，业务的横纵线、来自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比较多，再加上又是全新的环境，他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前述上海微软的员工向本刊记者表示。

　　唐骏走马上任后，也继承了与时任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的明争暗斗。接近唐骏的人士透露，唐骏当时非常痛苦，私下抱怨“老板（指台湾人）很坏，员工欺骗他”，处境颇令人同情。

　　另一位接近微软中国高层的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微软总部当时还设有中国管理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并无实权，但对中国区事务有建议之责。时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李开复正是委员会负责人。他曾为此给盖茨写信，批评中国区的叠床架屋结构不合理，建议改变。之后，李开复又向微软CEO鲍尔默引荐了摩托罗拉公司副总裁陈永正。

　　在唐黄争斗激烈的2002年、2003年间，微软中国区的销售业绩一度比预期有相当大的下滑，这帮助微软下了最后的决心，提升中国区的级别。

　　2003年8月微软任命陈永正为微软副总裁及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唐骏身份不变，改向陈永正汇报，黄存义则以区域销售市场总监身份也向陈永正汇报。同年10月18日，微软中国对外宣布了新的管理架构，以进一步实现权力向陈永正集中。微软中国区总裁唐骏的权限收缩为仅负责微软全球技术中心以及设在北京的中国技术中心的工作。唐骏回到了两年打拼的原点。

　　“本来李开复建议陈永正开掉黄存义而留下唐骏，但陈选择把黄调开、把唐骏开掉”，前述接近微软中国高层的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唐骏在这个名存实亡的“微软中国区总裁”位置上又坚持了两个月后，向陈永正请辞，前提是要求获得“微软中国名誉总裁”。

　　多位熟悉微软的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唐骏时期的微软中国区总裁在微软内部级别并不高，唐骏在微软时期的多个职位并不需要有高学历，基本上还是靠能力干起来的，特别是在上海从无到有打造了全球技术支持中心，还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反而是到任北京后的业绩无足称道，最终是“因销售业绩不佳，内部摆不平才被迫走人”。

　　在唐骏之前，医护人员出身的吴士宏亦曾担任过微软中国区总经理一职，亦足证明此职位无需高超学历和技术背景，只要过去资历证明有管理能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