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保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表示，虽然加薪眼下会对中国就业有不利影响，但从长远看会对中国的就业有促进作用。“加薪促就业”的这一提法颇显新鲜，尤其以人保部官员之口说出，其意义更不容小觑。

　　对此，有人立即表示了担忧：大范围的加薪，恐怕会导致通货膨胀。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其实似是而非。试问，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商品说涨价就涨价，为何人力商品的价格反不能及时“随行就市”？这种“行”和“市”，一是指社会整体财富迅速积累，GDP和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二是社会整体物价水平节节攀升，举个例子，近二十年来物价翻了几个跟头，可沿海不少工厂打工仔打工妹的工钱仍是1000元左右，又有报道称，2003年~2010年间，工薪阶层的收入增加最为缓慢——可见，如今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沽出价格”远不及其“生成成本”。

　　而且，从实用主义的视角观之，迅速改变当前劳动力“弱势要素”的地位、令其长期被低估的要素贡献回归本位，对于经济大局的健康发展已是一种现实的必然选择，亦能激发整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尽管，“加薪”与“促就业”之间的连锁反应和因果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间尚需诸多重要的因素来串联，比如：加薪-内需提振、劳动力素质提高、企业被迫转型或转移-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产业规模扩大-促进就业……粗粗梳理这样的逻辑关系，我们也就能更清晰地看出，这种迥异于以往观念的“加薪促就业”理念，有着内在的理论关联，也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指向。

　　同时，尽管加薪可能会带来一些地方和企业短期的困难，却能换来国民经济血液新陈代谢、产业协调发展、生态环境疗伤、劳动者安居乐业、社会公平和谐……很显然，这样的暂时性代价，是必须的，也是“物超所值”的。

　　“加薪促就业”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分蛋糕”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财富如何通过两次分配过程达到公平和效率的最佳结合点。理论上说，公平和效率是内在统一的，唯有公平的分配才能达到有效率的经济，但常识也告诉我们，在低廉人力成本的路径依赖已成惯性的现实中，要找到这个结合点，尚需努力。路径之一是“减税为薪”，政府让利于民、藏富于民，政府和劳动者分好蛋糕；路径之二是增加工会博弈能量，此消彼长、合法维权，企业和劳动者分好蛋糕；路径之三是，加强劳动监察和强制措施，政府以“守夜人”的姿态守望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合理诉求。

　　当然，“加薪促就业”唯有加到中低收入劳动者身上，方能起到疗效。现在收入分配天平失衡的表现，一是行业性不公，垄断行业员工尤其是高管收入过高；二是身份性不公，官员等掌握特权者“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过高。很显然，假若这些群体也得以搭上“加薪促就业”的便车，结果一定适得其反，只会进一步压抑就业市场。同时，我们还须对“加薪促就业”的“阵痛”有所预见，对一些被淘汰企业的职工安置分流问题未雨绸缪，并提高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之网的覆盖面和容量，尽可能让“阵痛期”不那么难捱。（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