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产品和效率都需要转型

　　发行“中国股”的大胆建议

　　问：你在2007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发行“中国股”，也就是中国的国家股票的建议。这个建议听起来非常大胆，也非常创新。现在两年过去了，它是不是还适用于现在的经济形势呢？

　　刘劲：这个想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用。当时提出“中国股”的概念，因为当时股民们都认为前景非常好，都在买股票，供大于求，股票涨得太厉害了，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泡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监管太死，股票供应跟不上对它的需求。我就说，在存在这个监管问题的过渡期，你可以发些“中国股”，把大家的需求用“中国股”的形式让它满足。

　　现在政府对供和求都放得比较开了，“中国股”的必要性就会稍微小一点，但是本身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它会对整个股市的理性发展有很大的好处。“中国股”是跟中国的经济体整体挂钩的，所以你根据“中国股”的股价，就会知道现在个股是过高了还是过低了，因为你不知道某个具体公司以后的盈利有多少，但是对整个中国GDP的增长的话，大家还是心里有数的。所以这对整个股市进行定价是非常有好处的。

　　问：看股票的指数，比如上海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不能看出来吗？

　　刘劲：看不出来。因为中国的股市在这个经济体里占的比例比较小，比如说中小企业发展非常快，但是基本上没有上市，都不在股指里面。再一个，上市公司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大股东掏空小股东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中国GDP从1993年到现在，每年大概增长9%，这是实际增长,然后再加4% 通胀的话，大概每年是13%，每年名义增长13%。但你看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大概是8%。那么中间这一大块哪儿去了？因此上市公司跟那个实际的经济体整体来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此从“中国股”来看的话，会对整个经济整体有一个更好地判断。

　　问：具体到操作层面，“中国股”这个事情可以怎么做？

　　刘劲：现在国家可以发国债，国债实际上就是一个契约：政府说你给我多少钱，我每年给你发多少利息。“中国股”等于是发国家股票了，就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每年的红利是根据中国的GDP来发的。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卖到市场上，由市场来决定你的价格是多少。跟企业的IPO是一回事儿。但是 “中国股”一出来的话，你马上就知道市场对中国经济判断是怎么判断的，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在股市非常热的时候，你把“中国股”发出来，可以把大家的需求吸收过来。如果股市跌得很厉害的话，大家都吓得要死的时候，你又可以回购这个东西。现在政府做出一些事情，比如说回购一些银行股什么的，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回购银行股，那么为什么不回购地产股啊？你把国家的钱拿出来，最后是少数人获利。而回购“中国股”不存在这个问题，就像买卖国家债券一样。

　　如果有债券，再有“中国股”的话，不仅可以调节利率，而且可以调节风险议价，两个一起调。在2007年的时候最明显了，当时是流动性过剩，到处都是流动性，政府一个办法就是不停地发国债，就是收流动性。但是你收流动性的过程中，你只是在调这个利率。但是即使利率涨起来，而风险议价如果是缩得很小的时候，股市泡沫还是越来越大。2007年的时候如果发“中国股”，那股市肯定没有大泡沫，完全可以把它控制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地步。上一次股市泡沫，在中国好像没看到太大的损害，原因是股市很小，流通的股很小。但如果是股市很大的情况下，从6000点一下栽到2000点，那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问：现在是2009年，很快就会2010年，你认为“中国股”仍然是值得尝试的做法。

　　刘劲：对。美国央行有个叫“量化放松”的方法，在金融危机特别厉害的时候使用过，那个方法跟“中国股”的想法是非常像的。金融危机很厉害的时候，货币政策已经没办法了，因为短期利率已经几乎是零了，0.25，不能再降了。美国央行说我就来买那个长债，用钱来把长期债券买回来。股票是很长期的现金流，长期债券也是很长期的现金流。“中国股”实际上比它这个更加有创新，就是它不仅可以调整货币供应，而且能调节这个风险议价。比如说如果美国市场有“美国股”的话，在金融危机最厉害的时候，大家没有信心了，美国政府就可以买“美国股”把股价给抬起来，那整个股市会跟着上来。但是如果你买个别股票，比如说买花旗银行，大家就会认为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首席财务官的作用

　　问：我们现在谈一个企业层面的问题。你是金融会计方面的专家，在企业里，负责这方面事务的最高职务是首席财务官——CFO。在一个企业当中，首席财务官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刘劲：财务在企业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东西都要用钱。CFO这个职位从很大程度上讲，就像军队里的参谋。就是说企业要干什么事情的话，都要CFO来提供参谋。在这个过程当中，CFO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应该知道怎么样来判断企业的价值。但往往中国的CFO不懂这些东西，他只是懂一些财务运作，比如说多少钱流进来，多少钱流出去，现在还有多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企业的价值？因为经营企业就是为了增加这个企业的价值，CFO有最多的信息，可以来判断每做一件投资，每做一件融资，怎么来增加企业的价值。如果他能知道这一点的话，对CEO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问：国外很多大企业的CEO都是从CFO上来的，但是在国内好像比较少。这可能跟你刚才谈到的国内的CFO还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战略的位置上有关系。

　　刘劲：对。一个原因是国内资本市场不够完善，CFO主要要融资，而中国的融资比较简单，主要是银行贷款，没有到资本市场弄期权、弄债券，可转债那么多东西。CFO不用懂很多东西，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就是企业的大小。越大的企业对财务的要求就越高。CEO如果不懂财务的话，很难讲你是 CEO。在中国企业相对更小，对财务的专业压力就更小，大概是结个账就差不多了。我觉得跟这两点大概有关系。

　　中国企业与企业家的挑战

　　问：你比较欣赏的中国企业有哪些？

　　刘劲：阿里巴巴非常不错，我做过一些研究。携程也做得非常好。它们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完全面对的是消费者，是在基本上公平竞争的环境里出来的企业。他们的产品就是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效率非常高。而且他们不怕国际竞争。

　　中国很多别的很赚钱的企业，或多或少都在利用政府资源。包括百度这样的企业，它非常适应中国，但是并不适应世界。Google在整个世界，基本都是它占有份额的70-80%，到了中国突然不行了，只占了20%多，百度占了70%多。我觉得里面除了有政府的支持之外，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百度他能吸引这么多用户，实际上有很多打知识产权的“擦边球”的东西，比如提供MP3的链接来吸引用户。Google不能这么做，百度可以这么做。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百度等于说在政府的借力还是比较大的，在国际市场上就不能这么做。

　　问：就是说你比较欣赏那些能够在一个公平的、透明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公司。

　　刘劲：对，这种公司生命力非常强。不像别的很多公司，看着挺好，其实是一根绳子吊在悬崖上，只要后边那个绳子割断了，他就掉下去了。

　　问：但是阿里巴巴和携程的业务也只是在国内，并没有能够走向世界。像这样的公司要走向世界要面临什么样的障碍？

　　刘劲：走向世界的障碍也不小。但是首先，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跟他们竞争，竞争不过他们，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它们要走向世界的话，还是有问题的。像携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服务很好，你不一定在网上订，你可以打电话给它。但人工电话服务在美国是非常贵的，所以在美国没法儿做这个事情。阿里巴巴是跟中国制造业紧紧捆在一起的，出去的话可能就有问题。

　　问：企业的竞争也是企业家的竞争。你觉得中国企业家在哪些方面亟待提高？

　　刘劲：首先是视野。要看到美国尽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但是它毕竟是宏观环境造成的这么一个危机。美国经济包括美国企业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从很多意义上讲，我们中国人现在仍然是骑着三轮车、骑着摩托车，美国人开着跑车跑得很快，在前面撞车了，修好了之后还是会跑得很快。以前大家崇洋媚外，有点儿没有信心，现在中国企业家可能有点儿太狂了。我们在各个方面实际上都还处在学习阶段，要真正达到别人那种效率，我觉得还得挺长时间的，起码得二三十年。

       刘劲教授现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会计与金融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UCLA Anderson School)副教授（终身教职）。刘教授1999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曾获2005年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杰出研究奖（Eric and \"E\" Juline Faculty Excellence in Research Award）以及2007年巴克莱全球投资（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最佳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