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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单张处方不超80元续:多次因患大病改变人生

2010-03-15 11:37

  王争艳最近忙得很。连日来,作为“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她已在全市卫生系统举行了3场座谈会。

  1月16日上午,王争艳在市中医医院座谈。傍晚,在汉口医院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5岁的王争艳显得很疲惫,她还在认真接诊一位患者。

  仔细倾听患者讲病情,拿听诊器从前胸听到后背,一双大手给患者体检……这一切,一如她从医25年接诊的每一位患者。

  面对荣誉,王争艳说:“我这个年纪,早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

  她的纯粹,感动了每一个人。

  她视病人为亲人

  王争艳看病习惯对病人“俯首帖耳”。她从不打断病人讲述病情,始终微笑注视对方,看完病还要告诉病人生活中的注意事项,看一个病人常常花费半个多钟头。

  这些年,王争艳坐诊时不喝水,怕上厕所耽误问诊时间;没有午休,这是她待在诊室继续接诊病人的时间;也没有明确的下班时间,当她送走最后一名病人,收好一天的病历资料,脱下白大褂,也就是她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

  王争艳看病习惯替病人垫钱。几元钱的挂号费,十几元钱的药费,有拿不出的,她就垫。一名农民工在工地摔伤,连缝合带药费需要30元,他只带了20元,王争艳垫上10元,木讷的农民工连个谢字也没有。第二天,他捏着10元钱一瘸一拐地又来到医院。

  84岁的石凤仙太婆双脚肿胀,无法出门。两个女儿几次去医院求医生上门出诊被拒,最后慕名找到王争艳。同事用电动车把王争艳送到大路边,她再步行1公里路来到老人住处。

  王争艳搓热双手,俯下身,一个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掰开看。老人的脚已经溃烂,气味难闻,王争艳仔细观察。一旁,老人的两个女儿哭了,她们不曾碰过母亲的脚。

  她把病人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高

  王争艳随身带4件东西——一副听诊器、一个小电筒、一包棉签、一块手表,这是她诊断病情的主要工具。

  农民刘耀东长年持续消瘦,四处求医,做过上千元一次的检查,依然看不好病。见到了王争艳,刘耀东开口就说:“我坚决不做检查,花费不起!”

  王争艳温和地微笑着说:“放心吧!”她拿出随身装备,用听诊器听了前胸听后背,然后用双手在心、肝、脾、胃一点一点地摸。10分钟后,她问:“你是不是得过血吸虫病?”找到了病根,刘耀东的病治好了。

  王争艳有个绰号——“青霉素医生”。这是病人送给她的,称她开便宜药能治好病。有人统计了王争艳这两年的处方,平均单张处方值不过百元,最小处方值仅0.27元。

  一代名医裘法祖曾给王争艳上过大课。25年后,王争艳依然能背出裘老说的一段话:“先看病人,再看片子,最后看检查报告,是为上医……”

  王争艳自认是个合格的学生。行医25年,她对每名病人都严格执行教科书所教的“视、触、叩、听”原则,能用听诊器确诊的病,就不开额外的检查项目。

  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诊患者以常见病、慢性病为主,辖区内多数居民收入不高。王争艳一直按这样的准则行医:“让病人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享受和患者亲人一样的感受

  1984年,王争艳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到汉口医院当了一名普通的医生。

  她先是做了11年住院医师,之后在医院下设的4个门诊站点担任全科医生,最后成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

  做社区医生,王争艳每月收入2300元;一家三口至今住在不到50平方米的小屋里,儿子在直不起腰的小阁楼上长到22岁。

  与她同级毕业的同学,如今几乎都是大医院教授,甚至是大医院负责人,大都住高档小区、开名牌轿车。

  到过王争艳家里的人,都认为她过得太清苦;看过王争艳故事的人,有不少为她的清贫鸣不平。

  王争艳说:“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我是快乐满足的。”

  一名水果摊贩的孩子吃水果糖窒息,被王争艳抢救过来。以后,王争艳去买水果,摊贩总是不要钱:“怎么能收恩人医生的钱呢?”

  知道她从不收礼,常有病人买下一兜水果或菜,等在她骑车下班的路上;看见她,装成偶然遇到,嘴里一边寒暄,一边把东西往她车筐里塞。

  王争艳很阳光,整日乐呵呵的。她说:“我很享受和患者亲人一样的感受,他们给了我一个做医生所有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病情需要,我也会开贵药”

  ●我不是一味追求“小处方”

  记者:您被称为“青霉素医生”,您的故事最打动人心的是开“小处方”,“小处方”能完全解除患者问题吗?而且,在一些医院,青霉素几乎绝迹了。

  王争艳:“小处方”只是一种说法。其实,我的本意是用最小的代价治好患者的病。

  我不会理财。给病人开药时,从来没有想到处方的大、小,真的没有去想这个药几多钱。我只根据病情开药。如果一味追求“小处方”,反而治不好病人的病;耽误了病情,这个后果就会造成“大处方”。

  我是基层医生,从小到大,我知道农民、渔民、铁路工人的疾苦,我知道满足他们的需要。

  ●必要的检查单我也会开

  记者:很多医生看病,还没细看病人,检查单就开了一大串。您看病只靠一副听诊器、一个小电筒、一包棉签,没有用大型设备检查。病人相信诊断结果吗?

  王争艳:我不是不开检查单,必要的检查如CT我也会开。但我一定要先看病人,用听诊器、小电筒给病人体检。此后,必要的检查该做还是要做。

  有些病人过分相信检查单。所以,如果怀疑患者患肺炎,我一定要他去拍个胸片,我也要有证据。

  现在,卫生部规定一些疾病的临床诊疗路径,这是好事情,规范了医生看病行为。

  ●没发表论文,前年才晋升副主任医师

  记者:大学毕业后,您进修没有?

  王争艳:只在“同济”进修了半年。今年,市卫生局在全市培训30名全科医生,到协和医院培训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专业,我太想去了,因为社区需要。

  记者:您一直是一位普通医生,前年职称才晋升为副主任医师?

  王争艳:我天天看病,没有科研文章在核心期刊发表,职称升不了。但我从来没有放松学英语,职称英语考试考得很好。

  ●清贫?我不觉得,我真的很快乐

  记者:很多医生看到您的故事,都为您的清贫抱不平。他们认为现有制度值得反思。

  王争艳:清贫?我不觉得,我真的很快乐。以我现在的工资,吃、喝不愁,每天上班和病人在一起,下班后看书、看大片,很好啊。

  金钱不代表幸福。我看过百万、千万富翁,他们发的愁太多了。

  在路上,碰到有人用朴实的方式向我表示谢意,这给了我做医生所有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是我最受用的时候。

  ●我对疾病的痛苦有深刻体验

  记者:您是一个阳光的人。每次座谈会,谈到读大学时患病,您都会流泪。这段经历影响您的行医吗?

  王争艳:我对疾病的痛苦有深刻体验。我出生在洪湖市,父亲是乡卫生院院长,母亲是护士。小时候,我家住在县医院旁。半夜,医院有失去亲人的家属痛哭,我常被他们凄惨的哭声惊醒,心里很不好受。

  我得过几次大病,5岁时患肾炎差点死了。考上同济医科大学,我学习十分刻苦,想读研究生、想留校,有很多计划。我是家里老大,那时每个月生活费只有17元,生活很艰苦。结果,我患上肺结核,不得不休学。我不敢刻苦学了,不可能在学校谈恋爱,也没有机会留校和考研,人生计划发生了重大改变。

  现在,我只要听到患者咳得时间长一点,我就很敏感。我不想患者像我一样,因为疾病改变了人生。

  纯粹医者的背后

  本报评论员李琼

  王争艳医生是被市民发现并推荐出来的。她纯粹、朴素、亲切、通透。她不仅治疗病痛,而且温暖人心。她的身后,一边是民众对于高尚医德和廉价医疗的苦苦期待,一边则是当前医疗卫生行业中诊疗行为过度逐利、医患关系有些紧张的现实。

  “青霉素医生”、“小处方医生”是一种表象化的描述。它的本质,是一名医生对医学目的的认定、对职业精神的坚守,没有超出病情需要的大处方,没有面对患者的倨傲冷漠,没有利益的计算,有的只是一个纯粹医者的作为。王争艳医生被社会关注、推崇,无疑是对她的坚守的肯定,但也直观地显示出这样的精神和坚持到了何等稀缺、珍贵的程度,虽然这应是医者的基本价值。

  医疗卫生事业是与人最接近的社会事业。尊重生命、因病施治理当坚守,温暖、关爱、悲悯不可或缺。感知患者的病痛,感知由此而来的困苦,应当不分对象的身份地位,也不分基层与大医院。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我们需要更多王争艳这样的医生,不如说整个社会需要医疗伦理和职业精神的回归。一个国家要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尊重,都能够享受到基本而有效的医疗服务,最终需要倚赖医疗伦理的普遍树立,而不是让所有病人都拥向“王争艳工作室”。

  新一轮医改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公益性将成为医疗卫生事业运行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国家要担负起公民基本的公益责任,不仅是一个利益机制的设计和改革问题,更是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只有当患者的病痛也成为医务工作者的病痛,而非成为其谋利的工具,医患之间才能建立起最基本的理解和信任,从而提升医疗服务的人性温度。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国家医疗伦理与道德问题无法由个别的人来扭转。但从找到一个纯粹的医生到建立一个纯粹的医疗卫生事业,我们应该能够从王争艳医生身上找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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