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争艳最近忙得很。连日来，作为“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她已在全市卫生系统举行了3场座谈会。

　　1月16日上午，王争艳在市中医医院座谈。傍晚，在汉口医院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5岁的王争艳显得很疲惫，她还在认真接诊一位患者。

　　仔细倾听患者讲病情，拿听诊器从前胸听到后背，一双大手给患者体检……这一切，一如她从医25年接诊的每一位患者。

　　面对荣誉，王争艳说：“我这个年纪，早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

　　她的纯粹，感动了每一个人。

　　她视病人为亲人

　　王争艳看病习惯对病人“俯首帖耳”。她从不打断病人讲述病情，始终微笑注视对方，看完病还要告诉病人生活中的注意事项，看一个病人常常花费半个多钟头。

　　这些年，王争艳坐诊时不喝水，怕上厕所耽误问诊时间；没有午休，这是她待在诊室继续接诊病人的时间；也没有明确的下班时间，当她送走最后一名病人，收好一天的病历资料，脱下白大褂，也就是她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

　　王争艳看病习惯替病人垫钱。几元钱的挂号费，十几元钱的药费，有拿不出的，她就垫。一名农民工在工地摔伤，连缝合带药费需要30元，他只带了20元，王争艳垫上10元，木讷的农民工连个谢字也没有。第二天，他捏着10元钱一瘸一拐地又来到医院。

　　84岁的石凤仙太婆双脚肿胀，无法出门。两个女儿几次去医院求医生上门出诊被拒，最后慕名找到王争艳。同事用电动车把王争艳送到大路边，她再步行1公里路来到老人住处。

　　王争艳搓热双手，俯下身，一个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掰开看。老人的脚已经溃烂，气味难闻，王争艳仔细观察。一旁，老人的两个女儿哭了，她们不曾碰过母亲的脚。

　　她把病人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高

　　王争艳随身带4件东西——一副听诊器、一个小电筒、一包棉签、一块手表，这是她诊断病情的主要工具。

　　农民刘耀东长年持续消瘦，四处求医，做过上千元一次的检查，依然看不好病。见到了王争艳，刘耀东开口就说：“我坚决不做检查，花费不起！”

　　王争艳温和地微笑着说：“放心吧！”她拿出随身装备，用听诊器听了前胸听后背，然后用双手在心、肝、脾、胃一点一点地摸。10分钟后，她问：“你是不是得过血吸虫病？”找到了病根，刘耀东的病治好了。

　　王争艳有个绰号——“青霉素医生”。这是病人送给她的，称她开便宜药能治好病。有人统计了王争艳这两年的处方，平均单张处方值不过百元，最小处方值仅0.27元。

　　一代名医裘法祖曾给王争艳上过大课。25年后，王争艳依然能背出裘老说的一段话：“先看病人，再看片子，最后看检查报告，是为上医……”

　　王争艳自认是个合格的学生。行医25年，她对每名病人都严格执行教科书所教的“视、触、叩、听”原则，能用听诊器确诊的病，就不开额外的检查项目。

　　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诊患者以常见病、慢性病为主，辖区内多数居民收入不高。王争艳一直按这样的准则行医：“让病人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享受和患者亲人一样的感受

　　1984年，王争艳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到汉口医院当了一名普通的医生。

　　她先是做了11年住院医师，之后在医院下设的4个门诊站点担任全科医生，最后成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

　　做社区医生，王争艳每月收入2300元；一家三口至今住在不到50平方米的小屋里，儿子在直不起腰的小阁楼上长到22岁。

　　与她同级毕业的同学，如今几乎都是大医院教授，甚至是大医院负责人，大都住高档小区、开名牌轿车。

　　到过王争艳家里的人，都认为她过得太清苦；看过王争艳故事的人，有不少为她的清贫鸣不平。

　　王争艳说：“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我是快乐满足的。”

　　一名水果摊贩的孩子吃水果糖窒息，被王争艳抢救过来。以后，王争艳去买水果，摊贩总是不要钱：“怎么能收恩人医生的钱呢？”

　　知道她从不收礼，常有病人买下一兜水果或菜，等在她骑车下班的路上；看见她，装成偶然遇到，嘴里一边寒暄，一边把东西往她车筐里塞。

　　王争艳很阳光，整日乐呵呵的。她说：“我很享受和患者亲人一样的感受，他们给了我一个做医生所有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病情需要，我也会开贵药”

　　●我不是一味追求“小处方”

　　记者：您被称为“青霉素医生”，您的故事最打动人心的是开“小处方”，“小处方”能完全解除患者问题吗？而且，在一些医院，青霉素几乎绝迹了。

　　王争艳：“小处方”只是一种说法。其实，我的本意是用最小的代价治好患者的病。

　　我不会理财。给病人开药时，从来没有想到处方的大、小，真的没有去想这个药几多钱。我只根据病情开药。如果一味追求“小处方”，反而治不好病人的病；耽误了病情，这个后果就会造成“大处方”。

　　我是基层医生，从小到大，我知道农民、渔民、铁路工人的疾苦，我知道满足他们的需要。

　　●必要的检查单我也会开

　　记者：很多医生看病，还没细看病人，检查单就开了一大串。您看病只靠一副听诊器、一个小电筒、一包棉签，没有用大型设备检查。病人相信诊断结果吗？

　　王争艳：我不是不开检查单，必要的检查如CT我也会开。但我一定要先看病人，用听诊器、小电筒给病人体检。此后，必要的检查该做还是要做。

　　有些病人过分相信检查单。所以，如果怀疑患者患肺炎，我一定要他去拍个胸片，我也要有证据。

　　现在，卫生部规定一些疾病的临床诊疗路径，这是好事情，规范了医生看病行为。

　　●没发表论文，前年才晋升副主任医师

　　记者：大学毕业后，您进修没有？

　　王争艳：只在“同济”进修了半年。今年，市卫生局在全市培训30名全科医生，到协和医院培训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专业，我太想去了，因为社区需要。

　　记者：您一直是一位普通医生，前年职称才晋升为副主任医师？

　　王争艳：我天天看病，没有科研文章在核心期刊发表，职称升不了。但我从来没有放松学英语，职称英语考试考得很好。

　　●清贫？我不觉得，我真的很快乐

　　记者：很多医生看到您的故事，都为您的清贫抱不平。他们认为现有制度值得反思。

　　王争艳：清贫？我不觉得，我真的很快乐。以我现在的工资，吃、喝不愁，每天上班和病人在一起，下班后看书、看大片，很好啊。

　　金钱不代表幸福。我看过百万、千万富翁，他们发的愁太多了。

　　在路上，碰到有人用朴实的方式向我表示谢意，这给了我做医生所有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是我最受用的时候。

　　●我对疾病的痛苦有深刻体验

　　记者：您是一个阳光的人。每次座谈会，谈到读大学时患病，您都会流泪。这段经历影响您的行医吗？

　　王争艳：我对疾病的痛苦有深刻体验。我出生在洪湖市，父亲是乡卫生院院长，母亲是护士。小时候，我家住在县医院旁。半夜，医院有失去亲人的家属痛哭，我常被他们凄惨的哭声惊醒，心里很不好受。

　　我得过几次大病，5岁时患肾炎差点死了。考上同济医科大学，我学习十分刻苦，想读研究生、想留校，有很多计划。我是家里老大，那时每个月生活费只有17元，生活很艰苦。结果，我患上肺结核，不得不休学。我不敢刻苦学了，不可能在学校谈恋爱，也没有机会留校和考研，人生计划发生了重大改变。

　　现在，我只要听到患者咳得时间长一点，我就很敏感。我不想患者像我一样，因为疾病改变了人生。

　　纯粹医者的背后

　　本报评论员李琼

　　王争艳医生是被市民发现并推荐出来的。她纯粹、朴素、亲切、通透。她不仅治疗病痛，而且温暖人心。她的身后，一边是民众对于高尚医德和廉价医疗的苦苦期待，一边则是当前医疗卫生行业中诊疗行为过度逐利、医患关系有些紧张的现实。

　　“青霉素医生”、“小处方医生”是一种表象化的描述。它的本质，是一名医生对医学目的的认定、对职业精神的坚守，没有超出病情需要的大处方，没有面对患者的倨傲冷漠，没有利益的计算，有的只是一个纯粹医者的作为。王争艳医生被社会关注、推崇，无疑是对她的坚守的肯定，但也直观地显示出这样的精神和坚持到了何等稀缺、珍贵的程度，虽然这应是医者的基本价值。

　　医疗卫生事业是与人最接近的社会事业。尊重生命、因病施治理当坚守，温暖、关爱、悲悯不可或缺。感知患者的病痛，感知由此而来的困苦，应当不分对象的身份地位，也不分基层与大医院。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我们需要更多王争艳这样的医生，不如说整个社会需要医疗伦理和职业精神的回归。一个国家要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尊重，都能够享受到基本而有效的医疗服务，最终需要倚赖医疗伦理的普遍树立，而不是让所有病人都拥向“王争艳工作室”。

　　新一轮医改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公益性将成为医疗卫生事业运行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国家要担负起公民基本的公益责任，不仅是一个利益机制的设计和改革问题，更是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只有当患者的病痛也成为医务工作者的病痛，而非成为其谋利的工具，医患之间才能建立起最基本的理解和信任，从而提升医疗服务的人性温度。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国家医疗伦理与道德问题无法由个别的人来扭转。但从找到一个纯粹的医生到建立一个纯粹的医疗卫生事业，我们应该能够从王争艳医生身上找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