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下降，政府税收收入快速增长，反差强烈的数据激起各方不满，要求降税提振内需、发展经济的呼声成为经济界主流声音。

    8月14日，财政部发表分析文章，指出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保持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等因素，并非国家从制度上加重税负的结果。同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台了很多减轻企业或个人税收负担的税收政策。

    综合来说，我国税负目前存在政府财政收入过高、制约市场经济发展；宏观税负过重，影响内需消费；税费改革滞后，公平性匮乏等弊端。

    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只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呈现爆炸式增长，一骑绝尘，已经从1999年的1万亿增加到2007年的5万多亿，还不算各种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分享中国总收入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三者中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仅以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而言，国家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3.27%。相比之下，企业收入远不能与之相比，而居民的收入，据相关部门公开的数据，也只增长10%左右。

    不论财政收入增长是什么原因，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居民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企业与居民税赋过重——过重的税负使企业难以应对高成本与转型的压力，在目前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关键时刻，企业无以应对。居民税负过重是内需迟迟无法提振的原因之一，虽然有关方面强调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但目前的社保水平完全不足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工资与财产性收入之低，使人们在通胀的情况下只能眼睁睁看着财富缩水，还不得不把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财政收入过高，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同样让人存疑，无法保证财政收入在社保、在国家大项目中的使用效率。政府的行政费用、每年的部门费用节节上升，征税成本居高不下，都是公共财政低效使用的佐证。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总量来衡量宏观税负，其基本在20%左右，这一比例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之下。其中的玄机在于，政府全部收入还包括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这些收入加总后占GDP的比重才能看出真正的宏观税负高低。

    2002年，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撰文指出，我国政府收入的比例为：中央财政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例为15%，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这样的税负水平已经赶上计划经济时代的水平。

    为了应对税负过重的痛苦，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企业减少投资、居民减少消费，或者企业与居民普遍合理避税，甚至偷逃税，以法不责众作为推卸惩罚的武器。这样做的结果是双输：企业与个人如果选择前者，对于中国经济会产生长期而严重的负面影响，将把中国经济绑定在出口与投资的旧模式上；如果选择后者，那么，以宪政税制与依法纳税的现代法律与经济制度就无法确立，整个社会处于执法过苛、视税法如儿戏的尴尬情境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没有降低基尼系数。在原税种条件下财政超收，说明企业利润增加和高收入人员增加，说明垄断企业、金融企业以及高收入人群在扩张，这些扩张是以降低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垄断为代价，可谓得不偿失。

    税收政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增值税等重复征税不改，税费混乱情况不改，高额税负不改，中国真正市场化的成长性企业不可能有任何生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