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犯而不校”、“百忍成金”�中国的古训中，很多道理都在教导国民忍让，这与统治阶级意志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民族独特的“和文化”。近代以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和文化”自然备受抨击，于是“奴性”、“劣根”批判成为主流。

    建国后，除掉了权贵阶层，又创造出一个新的依附体制，即依赖于集体体制，在城市叫做单位，在农村则是人民公社。集体替代个人，成为思考和行动的主体，我们无需个性和批判，因为我们有集体在，集体包办，集体万能。

    改革以来，集体制度逐渐瓦解，独立人格渐显，我们又重新学会了批判。商品大潮的来临，消费主义的风行，把我们拉入了消费时代，仿佛一夜间，我们的自由和消费自由联系在一起，消费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大主题。

    “上帝”是弱者

    然而，我们的消费环境却恶化到让人心惊胆战的地步。

    厂商敢于在大米、牛奶、食用油中添加毒素，毒害消费者的身体；油商可逆市调控油价，大喊与国际接轨，侮辱消费者的智商；网络运营商可假泪虚面地宣布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绑架消费者的自由。于是消费者痛斥、谩骂，可状况依旧，形式并未根本好转，“上帝”成为了弱者，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无力感。

    普遍化交易模式和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为这种无力感提供了平台。消费者现在所处的是生产和消费逐渐隔离的时代。一方面，逐渐超越熟人社会中的面对面交易，进入陌生人之间的普遍化交易模式。另一方面，厂商和消费者之间多了销售商，消费者直面的是销售商而非厂商。因此，越来越脱离“你给我缺斤少两，我回头找你理论”的消费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出了问题销售商赔你一脸无辜。

    这种非直接交易模式使得消费者维权主要依靠强大的第三方，原子化的个人在这种隔离状态中维权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使得厂商不再依靠道德而是利益来进行生产，制度、法律才是厂商考虑的重点，道德让位于利益，厂商不再担心道德的谴责，担忧的是制度的限制和法律的惩罚。法律不规制我，我就可肆无忌惮地生产，赚取超常的利润。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的角色发生改变，消费者的监管能力也逐渐下降。市场经济依靠的是强大力量的监管，消费者仅仅作为消费的主人，而监管的权力在市场交易条件下只能让渡给第三方，即健全的市场制度、健全的法律、健全的规则、健全的舆论力量以及更重要的健全的执行力。

    维权的集体无意识

    在上述监管条件都不太完备的状况下，消费者成为弱者，浑身充斥着无力感。这时候，自保与自利战胜了批判，伴随而来的是消极的消费理念：盲目的高价策略——虽然不能确定高价位就意味着高品质，但却换来稍许的心理安慰；洋货策略——洋货放心，国货不放心等等。

    这种心理状态造成两方面消极后果：第一，购买能力强的消费者通过高价和洋货换来暂时的安全感与舒适感，普通人不能跟进；第二，市场中购买能力强的人有了这样的临时方案，得到暂时的消费心理安全，会降低他们的批判与维权力度，而他们的批判往往才是影响状况改变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