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起：中国会计六十年变迁

（下篇）以道驭术，发展唯实

中国会计报：您曾提到“相比1949年之前，今天的会计界可能有点没落了”，为什么？

张连起：我说过会计走到今（天是有点没落了，确切地说是没有上世纪20、30年代那么鼎盛了。

早在1949年之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很丰硕的实务研究成果，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代表人物。19世纪20年代，中国会计界有两位不能忽略的代表人物，如今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能找到他们的论文，当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的名字是：杨汝梅和陈焕章。我们可以遗忘掉许多名字，但这两位会计大师的名字应该被永远铭记，是他们，才不至于让中国会计感到太寒酸。

杨汝梅的英文著述《无形资产论》在当时国际会计界引起很大反响，直到现在都有重要研究价值，其中译本后由潘序伦事务所出版。中国第一个理财学博士陈焕章撰写了《孔门理财学》，他引用《易经系辞》的话“理财正词，禁民为非曰义”，旨在说明理财的目的是达到公正，防止肆意舞弊。他首次提出理财的正解即公平正义、防范财务舞弊。他们为现代会计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学养和丰硕的实务成果。

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谢霖、潘序伦、顾准、徐永祚等大师先贤，这些先生的思想都与彼时的西方会计界保持同步呼吸，甚至独领风骚。每每想起他们，我都感到深深的愧疚。

中国会计报：您认为我们以后的路怎么走？

张连起：我没有资格为会计未来开药方。一点浅见是，我们需要站在新中国会计60年这个坐标上，继奇花之往，开异彩之来。我们有过全盘苏化的教训，有过阶级斗争的挫折，也有过解放思想的振兴，还有唯“美”是从的反思。

会计是具有思辨性和不确定性的。在梳理、回顾和反思建国以来60年会计发展史的基础上，确认中国会计发展的大目标，建立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与实务体系已经迫在眉睫。因为没有指引就没有方向，我们就可能迷失在喧嚣和嘈杂中，迷失在抱残守缺和一叶障目中。

我和国内许多有造诣的学者、专家讨论的时候，经常听到的是“老美怎么怎么说”云云，随手翻翻会计文献、准则，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硬译、硬搬、硬植，既没搞明白人家的规范背景，也没搞清人家的对象土壤，更没搞清人家的体质类型，一味拿来，榫不对榫，卯不对卯。

当前，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加新兴市场的经济体，出现了许多自己独有的经济现象，如多种经济成分的改制、互融、并购、重组等等，而所有这些又都衍生出了相应的会计问题。这些会计问题的解决多依赖实务界的摸索，整个过程缺少科学理论的指引。

以道驭术，道不远人。当代会计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如今剧烈变革的发展时期，我们应充分利用机会调整自己的会计“肌体”，真正告别喧嚣、浮躁、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

我以为，找出中国特色会计发展之道，要坚持“三不一实”：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外、只唯实。中国会计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哲学观，有怎样的战略观，有怎样的发展观，有怎样的运动观，有什么危机观，这些会计之“道”应首先被确立。所谓以“道”驭“术”，“道”的问题解决了，会计政策怎么选择，会计估计怎么形成，会计核算方法怎样选择也就顺理成章。“化而裁之谓之变，举而措之谓之通”，“道”一通，一通百通。这也是我左手捧读国内外会计审计准则、右手捧读中华文化经典所得出的初步结论。

中国会计报：在您看来，具体方向和步骤大致应有哪些？

张连起：首先要确立一个新战略观，也就是大的发展目标。对于理论界而言，不应醉心于做那些看上去很漂亮，但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实际价值的论文，而应多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问题，比如说分配的公平和效率、结构性减税、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资产计价、产业结构转型和创新型企业价值问题等等。这些领域虽有人涉及，但没有形成体系，或者只是单纯的搬来西方理论，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做对策研究、案例研究。

我看到的不靠谱的文章太多。“没有会计学家”的说法也不是危言耸听。不少会计学者孤芳自赏，用一堆所谓的数字模型求证出一些令人云里雾里的结论。实证研究固然重要，但实务研究也不是雕虫小技，认为实务研究不入流的观点其实也不入流。我以为，只有确立新的战略观，才能真正确立“中国特色会计的理论与实务体系”。

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似乎回避“中国特色”这个词，认为它是保守的、是封闭的、是“土会计”，其实不然。要避免会计领域的南橘北枳现象，必须确立“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与实务体系”，这不是为了跟风和卖弄，而是在深入研究国际会计准则“俱乐部化”和国际会计“抱粗腿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会计的发展利益不会由别人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决定了会计应有独立的声音。会计发展方向不应由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指定。

其次，要建立新的“优术”观。“明道而优术”，不仅要道路明晰还要“优术”。重大会计政策、重大会计估计等会计方核算方法等都应优化、固化，并形成体系。以目前经济形势的迫切性，我们太应该将此做成集成化、系统性工程。

新“优术”观告诉我们，要每时每刻进行检讨和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给会计带来的新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都深广，金融工具的属性、生态体系以及系统性风险等都是值得会计界开展深度研究的。

值得一提的是，有那么一个时期，会计学者和专家，纷纷走近车间，走近成本管理第一线，走进会计实务第一线。这种走近，不仅仅是简单体现生活，而是发现实务中的问题，并寻找对策，总结成理论继而指导实践，打通了实务和学术之间的“墙”。这就是可贵的传统。

第三，要确立新危机观。标志是“萧条会计学”的建立。经济危机和风险是相伴而行的。原来我们对经济周期研究太少，会计运行的周期理论研究不够。之所以提出危机观，是因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强化财务会计，经济低潮时孕育发展高潮。

新危机观包括许多要素，比如要“去存货化”，要进行现金流量管理，要推进并购重组以及根据企业周期特点调整财务战略等。

总之，建立新战略观、新优术观、新危机观是中国特色会计体系的大目标。除此之外还包括新哲学观、新价值观等，从而构筑一个总系统、“大屋顶”。

中国会计报：构建这样的总系统是否需要很长时间？

张连起：“人”字，阳刚的一撇，阴柔的一捺。一个伟大目标的实现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人”的身上。当前，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跟企业现在规模的发展，跟国家推动一系列的调控政策、振兴规划差得太远了。我们需要橄榄型人才结构，让更多的人拥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广阔视野。但要命的是，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内的高端人才可能没得到重用，“千里马拉磨”的现象还时有存在。

财务会计，与企业发展战略、核心竞争力、企业的寿命周期等很多方面相关。也就是说，财务人员不了解企业发展战略，不了解一些金融知识，不了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很难做出正确的应对策略。

有人片面强调会计地位，我觉得“有识才有为，有为才有味”。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新价值观。所谓“有识”，就是财务与业务要整合，把握相关生产流程、业务流程，投融资过程等，继而进行流程再造、优化管理链条、改善融资环境等。

有人埋怨财务会计在企业中的作用、职能没得到充分发挥，这当然因人而异，而且一定要明白楚这样的道理——财务永远就是财务，不可能因为重要就可以取代其他职位。

做会计有三种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目前大多数人还在第一层次徘徊，被动反映、被动核算、被动应付。进入第二境界的会计人已是凤毛麟角，进入第三层境界的会计人能有几稀？

确立中国会计发展大目标，是当代中国会计人共同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使命。这个“道”就是天道，而我们则要走在大路上、正路上，替天行道。

眼下的怪现状是大路上人烟稀少，小路上倒是人声鼎沸。搞研究的，越做越小，在圈内互为观众。做实务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长此以往何谈“道”？孔子说：“道不存，乘桴浮于海。”我说，不必浮于海，不妨像树一样立着，扎根在大地上。

在“大会计”语境下，每一个管理者、监督者、实务工作者、学术研究者，都应该为中国会计大目标而努力。如此大的系统工程，可能不是这一代人所能完成，它需要几代人生生不息的努力。但我想，谁让你叫“会计”呢，既然做了会计，就只能向着远方的地平线；纵然没有远方，也只能留下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