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彤贤：59岁激情创业

说实在的，当年没想过会做这么大，我们是在装备制造业的“中国世纪”揭开帷幕时站在舞台上的。我做企业的要点就是“不拘一格”、“朝令夕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活力。1997年上市时，我最初不同意，觉得没什么用，上海方面动员我，让我签字也就签了，心里并不太认同，但后来很快发现上市的好处，这就是“不拘一格”，不能自己捆住自己。上市后融资渠道丰富了，监管更透明，而且可以顶住压力。别忘了，我们仍是国有企业，上市之后，领导让你做又不该做的事，可以拿股民做挡箭牌。

我从没请过咨询公司，企业的事，外人都是雾里看花，也没请过经济学家诊脉，如今经济学家都越来越慎重了，在经济学上说实话不容易啊，说深一点，就涉及到制度。

当然，关起门来不行，我们常常组织去其他公司交流。比如三一重工，我去过几次，这个公司最大的优点就是创新能力强，梁稳根和他的几位高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气，值得我们学习。三一他们有一部分股权投资，这些事我们倒不羡慕，不是说人家那样做不好，只是“钱生钱”的事我们做不了。

这些年来，政策层面对工商界最大的支持，是出台了《公司法》。公司法没有规定党管企业的干部，企业属于谁？应属于出资人，即股东所有，总裁对董事会和股东会负责，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新三会，这才是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主体，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是老三会，它只是一种民主决策形式。

恕我直言，企业里不能搞民主决策。毛泽东有句话我是赞同的：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它不能决定企业兴衰。在企业内少数不能服从多数，否则，不能盈利、发不出工资，谁负责？我按照公司法设立了工会，但是不设职代会，即便将来需设，也只是民意机构，不是权力机构。

什么是工业企业最应该想的问题？第一是市场，第二是市场，第三还是市场。三十年前，我听马洪同志做报告，讲到企业的产品要吃着一个拿着一个想着一个，极有道理，但至今一般的国有企业还做不到，因为不能迅速根据变化的市场进行修正。

前年北京有一批司局级领导来长兴岛参观，问我振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讲笑话：“就是因为离你们远。”没想到他们还写到总结里了。事实上，某些人仍始终不忘“管下面”，要填的报表要50多种，其实领导根本不看，没有用。

我们没想过改制，经营是活的辩证法，没这块国有的牌子，地方上也不认你。公司高管不拿高工资，职工收入差别也不大。领导工资是白领平均工资的2.5倍，我也不担心高管会因此跑掉，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目前做的确实是个事业，吸引人。第二，也没地方跑，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人过了四十岁，重新起个头很难弯下腰去。另外，我们有一系列解决方法，比如“振华功臣基金”，保证高管退休后生活水平不降低。

制造业要找高管，文武双全的少，这是历史原因。公司有一批学历不高的“绿林好汉”一直任基地领导，用好这批人，公司事业才能有成，一台起重机近2000吨，高70米，不是“行伍出身”，镇不住。

对蓝领工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公司特别关心，怎么个关心法，我说了不一定真实，你自己去基地看，从宿舍到厕所，会发现我们都很用心。我本人有很长时间的社会底层生活经历，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想什么，现在虽然盈利不多，比下有余，不能“为富不仁”。

再创业

长兴岛，遥遥可见海天之间的钢铁巨人，两臂伸展。在振华基地中，“大”是必不可少的形容词。数万工人围着几十台机器爬上爬下，敲敲打打。尽管是外向型企业，却看不到经济危机的阴影。

然而，尽管历尽风霜，管彤贤内心深处也感觉到这个槛不寻常。他已启动了二次创业计划，向大型钢结构和海工产品转型，2009年5月，甚至为此将振华港机更名为振华重工。他没有退休的念头，还要再次惊险一跃。

去年波罗的海海运指数由1万余急降到1千余，海运重创，数家航运企业进入困境，造船企业今年尚好，明年订单也会下降，而中国的大港口码头，例如天津、上海、广州、大连，因航运低迷，估计1-2年中都不会有新投资。国外的大港口建设也都在收缩中，这些都对振华的主产品集装箱机械有一定影响。

幸运的是，多年来公司产品主要外销，在同业竞争、汇率波动、通胀等折磨中过日子，可算是久经考验，去年合同出口额34亿美元买定了远期保值，等于多赚了7个亿。我们的产品多为大码头基建工程所需，酝酿和设计环评要4-5年，这些项目有政府背景，一经启动，停不下来。另外，日美欧的对手一个个被击败，我们现在涨点价，只要合情合理，用户不会有异议。

问题是港口集装箱机械的全球盘子有限，振华已经占到了78％，向上的空间看得到，要抓紧机遇加速开发钢结构和海工市场，仅海工，一年全球就有不少于3000亿美元投入，足够吃了。1958年毛主席提出过“以钢为纲”，当时是天真幻想，今天我们真正做到“以钢为纲”了，把钢降伏了，以钢为主体，不愁没饭吃。最近我们签了一个大海工项目，是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合同，22亿美元，名义上是和西班牙签的，实际是和伊朗。拿到它很不容易，韩国和日本都在背后争，如果没有中信保和国开行出场支持，我们也不敢做，带着钱去卖东西是解决当前市场不振的好办法。

有人觉得和伊朗做生意风险太大，但其实是最安全的，它有油，不愁还不了账，另外，它崇信真主，真主告诉它欠钱要还。

要维持企业转型的动力，还是要持续创新，而要创新，就要永远保持学习的状态。我最喜欢送给人书，《中国通史》，每个高管都有一套，还把400年来最好芭蕾舞、音乐剧的版权也都买下来，刻成光盘送给他们，你要拿得动，也带走一套。它们不一定直接与业务有关，但都能开阔眼界和胸怀。年轻时，我想看这些东西，却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没有时间，只能每天看文件了。

这一辈子，我没有崇拜的人。李鸿章、曾国藩、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骞都很了不起，有济世之心，也有济世之才，我很欣赏他们，但谈不上崇拜。如果说信仰的理论，大多都与自然科学有关。能被实践证明的东西，容易被人信仰，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自然科学离“真实”近一点，我一生钟爱“真实”二字，有人送我一本溥仪的日记，我一问是1914年写的，就要了，因为之后他写的日记，都被粉饰过了，没有价值。

之前有人希望我下台，觉得我年龄太大了，金融风暴一来，没人这样说了，需要我这样一个人稳住舵。不过，我终究是要退休的，就是找个满意的接班人太难了，也有一种可能，一旦我离开了，他们的本事也就自然施展开了。

“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

这是昆剧《班昭》的唱词，我常念给同事听，做学问如此，做企业也是如此，能明白这四句话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