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0猜想

　　事实上，即使在CPI由负转正后，通胀预期更加清晰地表现出来，或许也不会成为影响明年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到生鲜食品价格临时上涨(由于天气原因)以及国家发改委已经表态—明年继续推进能源和水电气价改革，高盛预测2010 年CPI 通胀率为2.4%。到2011年，进一步收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使通胀率控制在2.8%以内。总体较为疲软的出口增长也将继续构成对通胀压力的强大制约因素。

　　至于流动性过剩的另一个伴生品—产能过剩，或许是一个被夸大的担忧。据高盛的观察，过去几年中，基础设施投资一直远远落后于其它类型的投资。此外，投资项目主要包括铁路、地铁、农村基础设施、经济适用房以及灾区震后重建，这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投资截然不同。

　　结构调整悖论

　　如果资产价格关口成功度过，中国经济二次触底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在此基础之上，决策层对未来经济还有更高的目标—明确提到中国需要改变增长模式，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增长，并将促进国内消费作为工作重点。这意味着要将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及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国内消费导向型。

　　与以往没有实质内容支撑不同，是次决策层明确指出，明年确保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但会对新的投资项目进行严格审核。中国未来的公共开支预期将更多地集中于社会安全、教育、环保以及经济适用房建设，同时减少对铝、钢材、水泥及卡车等耗用量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天，年初实施的旨在促进国内消费的鼓励性政策，除二手房交易营业税政策外，在到期之后都被准以继续实施。

　　但若要真正启动内需型的经济增长，决策层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居民收入占整个GDP比例不超过40%，且近十年来成逐年下降趋势。解决方法并不难寻，一是需要增加收入，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给民众消费筑底。张平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地提出了一项非常具体的措施，即逐步开放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这一政策无疑有利解放中国的长期消费力，但其现实难度也超出想象。

　　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的前提是放弃土地，这需要城市的社会保障来进行兜底。张平认为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原因在于，相对于大城市的雄厚税收，中小城市事多钱少，维持原有人口的社会保障运行本已吃力。如果真要以户籍制度启动长期消费，则需要中央财政掏出真金白银给中小城市，或者在财税分配上给予安排。毫无疑问，这需要长期统筹的改革，短期难以寄望。

　　相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它政府投资项目，有关民生的投资显得虚无飘渺。如果没有后续的医改、教育、社保改革政策配套，甚至都无法量化投入，更不能短时间内看到效益。考虑到谢国忠观察得出的结论“中国宏观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是GDP和政府税收”，即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增加GDP的税收来进行，若投向民生的目标被寄望太深，长期见不到收益的政府资金很有可能中途折返重新进入那些见效快的公基建项目中。由此重复2009年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

　　这或许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轮回。谢国忠并不感到意外，“调整经济结构已论述十年，仍未看到实际结果，问题在于调整结构无助于实现GDP增长的目标，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