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制度实现自我管理　　一项制度出台，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好”与“坏”，然后再谈执行不执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设计就是要遵循自激励、自约束、自协同的原则。

　　4年前的8月到9月，是深圳景轩酒店这一国内首家五星级酒店犹如荡秋千般先堕入黑暗，然后又戏剧性地重回光明的一段日子。8月份，景轩酒店法人代表毫无征兆地变更。9月21日，几名部门经理突然发现总经理以及多个部门经理、出纳不再到酒店上班。公司高管卷款“跑路”，拖欠员工工资和押金300多万元、水电煤气费和供应商货款400多万元，而账上的流动资金，只剩下两毛五分钱。其间甚至出现入职才3个月的总经理司机跳出来自称是酒店新法人代表的闹剧。

　　在这样的乱象中，景轩酒店的员工开始自救，397名员工中有165人自愿留守。10月1日，酒店不仅没有倒闭而且恢复营业。在重现生机的自救一个月中，他们没有拖欠一分钱税款和水、电、气等费用。11月8日，57万元当月工资如期发放到半年没有领到工资的员工手中。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固然不可不提，但在那个危难关头，多名从驻港部队退伍转业的员工的挺身而出，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关键作用。以这些人为主的部门经理紧急磋商达成共识：齐心合力让酒店重新经营，靠自己的努力补回自己的血汗钱。当年的战士也纷纷套用老称呼：连长不走，我们都留下！他们连夜起草了一份情况说明商函，所有愿意留守的员工在上面签名并按上指印。这封签名信为他们赢得政府、银行和供货商们的理解与信任。

　　我们看到自救时，军人的荣光重新被唤起，非常态的管理反而激发出了能量。管理层瘫痪的时候，员工没有作鸟兽散，而是重新集结起来，相互打气、全力协作，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管理自己。通过自动执行的制度代替所谓的执行力之后，人是可以实现自我管理的。人与制度，制度与人，是永恒的话题，两者之间会产生什么样微妙的化学反应，是我们制定科学合理制度时所必须考虑的。

　　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

　　一位管理学者，在德国、美国、中国各选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在两边分别标上“男、女”二字。德国人见到后很自然地男女分开使用，即使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也绝不会去违例；美国人见到后也很自然地男女分开使用，但是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则会灵活地选择使用；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视若无睹，“男、女”二字形同虚设。

　　这项实验能否得出国人对规章制度漠视的结论？让我们继续合理地设想一下：假如在两个垃圾桶上分别贴上“男、女”二字，德国人还会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吗？假如在公共厕所上分别标明“男、女”二字，中国人还会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吗？由此可见，不是中国人不守规矩，而是认为这种规定实在是“神经短路”，荒唐透顶，难怪国人置之不理了。

　　对这一故事的反向诠释，恰恰说明不同人对“坏制度”的容忍底限和应对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回到历史当中也不难发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坚持的是“恶法亦法”，古中国哲人墨子宣扬的则是“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正因为如此，一项制度出台，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好”与“坏”，然后再谈执行不执行。如果被认定为“不仁不义”的“恶法”，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天条，也照样被孙悟空在大伙儿的叫好声中砸个稀巴烂。因而在这种文化熏染中，一项制度，如果被众人所藐视，需要去面壁思过的，恰恰是制度的制定者：制度执行不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当事人会消极对待而使其名存实亡，有没有“法不服众”的因素在里面？

　　管理实验的背后，指向了一个主题——管理制度本身的科学合理性。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先来看一段英国历史学家劳德·阿克顿勋爵讲过的“七人分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