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要信任团队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关于黄怒波成长经历的描述：1977年，21岁的黄怒波从插队的宁夏农村进入北大中文系。1981年毕业分配到中宣部，历经10年的官场浮沉，1990年荣升部党委委员，仕途得意之时却高调谢幕。1995年，为了能“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创立中坤集团——这看似热播剧式的剧情，曲折，却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追逐自由。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顺，留北京，有份安定的工作，进中央部委——全部理想都达到了。但久而久之，就觉得生活不过如此，尤其是读了契诃夫那篇《小公务员之死》，给我很大震撼，终于决定出来干。”黄怒波说。

即便是这样，多数人的做法都是先找好了退路，才敢放弃。黄怒波则更胆大，先出来，再想干什么。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许多时候，恰恰是他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推着他一步步往前走。

“我要是没能力，饿死活该。”凭着这种信念，黄怒波一边继续写诗，一边误打误撞进入到市长协会，又是若干年的机关杂志社生涯。

“真正意义上认识到财务自由的重要性，就是我开始写诗的时候。那时候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只有经济自由，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我需要经济自由，所以选择去做企业。”黄怒波笑着说，“其实我能够有今天，完全是理想把我一步一步逼到企业上的。”

后来那个关于黄怒波在中欧商学院结识李明，并且获得第一桶金的故事在商学院圈子里广为流传，更成为读emba能够改变人生的极好例证。“读emba对我来说是人生很重要的一课。当时真的觉得emba课程比马列主义还厉害。”黄怒波笑着说，“emba奉行的就是‘一个标准’原则，你看麦当劳无论开在纽约还是开在非洲完全能做到一个样并且不断赚钱，这就是emba‘一个标准’的魅力。”

挣到了钱，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企业逐渐壮大，黄怒波当然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但他显然没有迷失在财富的享受里，此时最大的诱惑是人生的自由，这令原本就文人气质十足的他很难坐怀不乱。

“让我天天去干企业，凭什么?我绝不能成为企业的奴隶。”

把企业逐渐放权给领导团队的同时，黄怒波开始寻找自己的新人生。他写诗，登山，玩网球也玩热气球，偏偏有一样商务人士都热衷的运动他却没兴趣，他解释起来还振振有词：“大家都做的事情我就不做，比如高尔夫我就是不打。”

在黄怒波计划攀登珠峰的时候，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房地产商在苦苦经营，于是他取消了登山计划，与公司一起共渡难关。然而危机刚过，余痛未平，他就已经扛上行囊上路了。即便是最让他热血沸腾的“红山楂度假俱乐部”，也不能把他永远拴在办公室里。

“中国企业家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自己当神，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干什么都能成功。像宗庆后说他一张报销单都要亲自签字，那肯定是不正常的。”黄怒波说，“我绝对信任我的团队，相信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执行好一切。”尽管曾经遭遇手下高层的背叛，整顿纪律及心理状态后的黄怒波依然对他的部下有着百分百的信任，“我的团队比我能干多了。”

在中坤大钟寺的商业项目上，黄怒波说他曾因为试图主动干预，一下子损失了几千万。

“这几千万让我明白一件事情，我的团队天天在和市场打交道，而我却只是在某个时刻冲动地作出一项决定，这么做肯定是不对。所以要给他们空间，让他们去执行和发挥；而我需要离开，去登山，去写诗，去想战略上的事情。我是个战略制定者，而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