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释真实世界的财务问题时，您是否也经常面临“并非合理有效”的尴尬局面？

　　主流财务理论在数理化、模型化的发展过程中，忽略了对财务问题进行心理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深刻理解。而在具体的财务实践中，人们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因素的深刻影响，也正是这种影响，导致了人们在从事财务活动时的典型差异性。

　　在这种境况下，研究和探索心理和行为因素到底如何影响人类的财务行为，以便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人们所从事的财务决策行为，填补主流财务理论在解释真实世界财务问题时所形成的“空隙”，就显得必要且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财务思想—行为财务（Behavioral Finance）。

　　敏于知

　　虽说财务管理实践催生了行为财务思想，但其理论渊源还要得益于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如行为经济学所提出的“现实人假设”、“心理账户”、“前景理论”等。在此基础上，行为财务以发展的视角从深化和拓展两个方面观察和研究公司财务行为及其后果，形成“行为—本金—价值”互动思想。它特别强调从财务行为的发生、变化等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财务行为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揭示财务本质。

　　行为财务的核心是财务主体的价值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而价值观念又必然会对财务信息的处理流程和管理产生影响，包括对人们的动机形成、生产水平、决策行为、利益分配的影响。为此，行为财务理论更加侧重于，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在财务决策过程中存在的心理缺陷或心理影响因子，以便意识到参与财务决策的博弈各方，存在的心理活动变化及其对决策结果会产生的一定影响和作用。

　　启于行

　　行为财务以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为基础，解释经济活动中与理性选择相悖的财务实践，是在接受主流财务理论关于人类行为具有“效用最大化”取向的前提下，以“现实人假设”为依据，所进行的理论修正和补充，丰富其分析问题的视角，解释异常财务行为或财务现象。

　　第一，对企业财务行为实践的启示

　　大多对企业财务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的财务理论，而行为财务关注企业所面临的实际的资本市场条件和产品市场条件等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即企业与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博弈。

　　宏观层面上，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的管理部门过度行政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干扰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作，股价行为实际上是体现了政府行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子，而非市场机制运行和经济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投资者对政策产生了高度依赖性，在投资决策上表现出典型的“羊群行为”。在微观层面上，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完善和监管手段的缺乏，造成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至于大部分投资者以短线买卖为主。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的现实情况下，大多数研究文献基于融资选择理论，将其解释为股权融资实际成本低于债权成本，而以行为财务的观点来看，实际上至少部分公司是因为资本市场融资条件的限制才不得不选择股权融资方式。

　　第二，对资本市场投资策略的启示

　　正确的投资策略必须考虑到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他们在决策时表现出各种非理性的心理特征，而且还必须考虑到资本市场上经常存在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的现象。

　　第三，对公司管理者的启示

　　公司管理者的非理性往往体现在过度乐观和自信，影响资本配置行为及绩效评价，有可能导致过度的兼并收购和过高的收购价格。诚然，乐观和自信的投资行为有增加公司价值的一面，但在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市场不完美的条件下，与理性的融资行为整合，很可能增加公司财务危机的可能性，从而破坏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和资本增值。

　　第四，对投资者投机行为分析的启示

　　我国多数投资者倾向于短期操作以博取差价，非理性的追涨、杀跌，以投机心态操作。应该正视，参与市场的主体是一群“情绪动物”，在面对巨大的市场风险时，他们贪婪、恐惧而且数量众多，过度投机行为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股价严重背离其内在价值而暴涨或暴跌。排除人类所共有的风险偏好差异的心理因素外，主要取决于我国特定的投资环境。股权结构不规范且不能完全自由流通，使得“同股不同价、不同利”，交易量少，易被人为操纵，必然加剧投资者的从众心理。上市公司质量偏低且行为不规范，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失真，必然导致短期投机炒作行为。

　　达于器

　　实际工作中，运用行为财务的思想，调整管理思想与管理手段，能够化解财务行为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规范管理层对现金流的支配。虽然管理层能够自由支配的现金流越多就越便于抓住投资机会，但是研究发现，具有正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更有可能产生过度投资行为。为此，建议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减少管理层能够自由支配的现金流，特别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对先前发布的一些政策和制度的修订等方面，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通过制度安排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行为，引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适当抑制“投机泡沫”，减少管理层能够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避免“钱多办坏事”。

　　2约束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要化解中国公司财务行为“偏差”，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可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约束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可通过机构投资者持股，凭借机构投资者专业的投资背景和相对多的持股数量，积极参与公司投资项目的论证过程，影响或约束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可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在融资结构中增加负债融资的比例；可通过改善债务结构，减少短期借款，增加中长期借款，适当增加可转换债券等混合性融资方式；还可利用负债融资的约束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限制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

　　3增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多数实证检验支持中国证券市场属于弱式有效或并非有效，市场对与公司价值有关的信息反应不充分，公司财务的非理性行为也难以及时反应在证券价格的变动之中，证券价格的变动呈现出“随机游走”特征。我们相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增强，可以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给予相应的市场评价，而这种评价是以股价变动形式表现出来的，会对公司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和约束。

　　4加强投资者教育和管理层培训力度，提升财务行为的有效性。公司财务行为是否出现“偏差”，与管理层的决策行为直接相关，也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间接关联。大量的投资者缺乏投资教育背景，更多的是“干中学”，往往难以依据收集的信息做出理性决策分析，“羊群行为”也就不可避免。建议加大投资者教育力度，增强对管理层财务和投资方面的培训，以便提升财务行为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