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魁立 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焱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公共论丛》主编

　　节假日体系二元结构有待改变

　　新京报：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委员代表呼吁把清明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法定化。这方面，中国民俗学会有没有自己的动作？

　　刘魁立：一年前，中央有关部门邀我们共同探讨节日和假日的关系问题，我们对节假日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今后的节假日设置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随后他们还征求了有关部委和学者的意见。今年2月14日—15日，我们又和北京民俗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了这次会议。那么，中国节假日体系现状如何？

　　刘魁立：在我们的节假日体系当中，存在着一个二元性的结构。具体说起来，就是在现有的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外，广大民众认为有丰富历史内涵和深厚历史根基的一部分节日，常常没有安排休假时间。

　　比如说清明节，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民众来充分体味其传统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大家必然要赶在周日去扫墓或祭奠革命先烈和历史伟人。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比如媒体报道的交通堵塞等。而过去，在清明的时候，比如唐代就有“前三后四”的说法，曾经在清明节放假七天，这是国家的命令。

　　今天这个传统变了。但是人们并不因为没有规定放假，就改变了自己对清明节的价值认定。这种二元结构有必要改变，以舒展民众情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民众的利益不仅是物质的，还有情感的。而情感的需求往往会被忽略，会为满足外在的物质利益所替代。我想，在大力提高广大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应该细致入微地考虑到如何更好地满足民众的情感需求。

　　传统节日植根在民众心中

　　新京报：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关于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节日的建议”的议案，目前已形成了一个小热潮，你上述所论是不是这种热潮的背景呢？

　　刘魁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过去我们是一个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建设模式，不怕外面的东西进来。

　　改革开放后，大家就必须考虑应对之策。

　　我们的传统中有非常多的、健康的东西需要继承，否则，年轻一代因为缺乏丰厚的传统教育根基，久而久之可能会在外来文化面前丧失自我，所以必须要认识自己；而要认识自己，就必须对传统做某种清理，包括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

　　在这一点上，当然也不完全是靠节日一项。

　　新京报：传统节日法定化有哪些意义？

　　刘魁立：传统节日法定化，我认为叫做“确定一部分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可能更准确一点。因为在我们过去的传统节日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说春节，不仅是法定假日，而且和其他节假日相比是最长的。

　　新京报：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比较关注，就是春节假期不包括除夕。

　　刘魁立：我个人想，是不是可以对节假日制度进行重新思考。

　　国家的节假日体系，我把它叫做“国家日历”。这个日历对整个民族来说，特别重要。譬如“十一”，这是共和国的诞生日。

　　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的“日历”，一个家庭也有家庭日历。比如说父母亲、祖父母的生日，它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通常是不能被忽略的。

　　同样道理，清明、端午、中秋、重阳，这些都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深深植根在民众心中的重要节日，但在我们的国家日历中没有被确定为法定假日。即使如此，大家到这个时候还免不了会有相应的情感表达。除夕虽然不放假，但是到时候大家会像平常一样度过这一天吗？与其如此，还不如提前一天放假，大家名正言顺地过除夕。

    文化认同需要符号体系

　　新京报：节假日缺席的二元结构会不会影响文化认同？

　　刘魁立：这里有一个历史变迁的背景。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上；改革开放后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出现了黄金周。现在我们要从更深层、更基础的文化建设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所谓文化建设，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人心建设，通过必要手段，恢复部分重要传统节日的地位，必然会增强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

　　新京报：传统节日的内容和形式是什么关系？

　　刘魁立：虽说传统节日具有很强的历史稳定性，但无论它的内容还是形式，都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此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符号体系，有时候符号的意义比内容还重要。

　　年轻人中可能信仰基督教的不算很多，但是对那位长白胡子、戴红帽子的老头，对圣诞树等符号感兴趣的人却不会少。年轻人会借助这个符号聚会，和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符号问题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对自己传统节日的符号体系关注很不够。春节放鞭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不可或缺。这个符号一下子被抽掉了，又没有别的办法来填补，结果往往是：你制定你的法律，我放我的鞭炮，彼此不相干，两方面都很尴尬。

　　新京报：传统节日法定化是不是可以有助于化解这种二元结构？

　　王焱：那应该是一部分，但不可能完全靠这个解决问题，可也不能连这个都没有。

　　1949年以来，我们的一些节日特别政治化，如“五一”、“三八”和“十一”等，而反映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部分传统节日却放给民间了。这种选择有时候会面临一种困境：比如，八月十五应该是阖家团圆过中秋，但是国家没有这个节日，它有它的事情，这就可能会影响到民众过这个节日。这些节日应该逐步得到恢复。否则，只有政治节日，中国人就只是政治人，而不是文化人，长期下去就会缺少文化意识，而且缺乏必要的仪式和制度。

　　现在讲以民为本，节假日设置也应考虑到民众的社会心理、民俗、历史文化传统等，不应该说老百姓要过的节，缺少法律的规定。国家确定法定节日，政治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但也不应将全部节日都泛政治化。

　　新京报：传统节日法定化这个建议，和全球化对中国文化形成的强烈冲击密不可分，这种关系能不能消解“你是谁，我是谁”这样的文化归属感困惑？

　　王焱：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虽然重要、但不是惟一的问题。文化归属感的确定，光凭一些民族节日是不可能的，但连这些传统节日也没有，那就更谈不到了。因为文化不光是一些虚无飘渺的价值理念，还包含一定的仪式、制度、文化象征等，节日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连这个都没有，很难说你已经确立了一个文化身份。

　　文化认同助推国家认同

　　新京报：这次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一行到内地来拜祭，先后拜谒了黄花岗、中山陵和中山衣冠冢。

　　他们选择在清明节之前成行，有无特别含义？

　　王焱：我觉得他们挑这个日子来访是考虑到清明节这个意义了。他自己已经定位了，就是说这是一个破冰之旅。首次不见得能具体解决多少问题，它具有象征意义，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起点。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接待来访团，比如举行一个祭祀仪式，因为毕竟都是中国人，对所有为了保卫民族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独立牺牲的人们有一个祭奠，就像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上写的那样。在这些节日里，强调民族文化归属的含义，是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措施。

　　新京报：能谈得具体一些吗？

　　王焱：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一个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慎终追远。中国人注重历史，注重文化，比如后一个朝代要为前一个朝代修史立传。

　　中国文化本身重视历史为政治提供正当性。所以国民党选择这个日子，有历史文化的基础。

　　严格说来，两岸分离的现状还是冷战的遗产。雅尔塔会议以后，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确定将台湾归还中国，但中国最终还是形成了两岸分离。现在冷战终结了，两岸的政治家也好，民众也好，应该有办法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一定的政治智慧，化解两岸紧张关系。

　　刘魁立：文化认同也好、民族认同也好、国家认同也好，都有一个历史的维度。所谓国家认同，我理解，其中含有比较多的文化成分，不全然是纯粹政治的含义，同时当然也有历史传统的内涵。无论怎么说，我们中国的历史，不还是如常言所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吗？不还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吗？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概莫能外，谁都不能重新杜撰一个历史，正像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谁也都不能割断自己同历史的联系。任何人都不可能自绝于自己民族的历史。

　　人生下来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的属性，就是民族性。没有一个人是世界公民，当他说自己是世界公民时，实际上仍然有一个根在那里，他承认不承认都是一样的。这个根的价值是一种民族性的，是文化认同的另外一种表示。在有华人的地方，无论传统节日是否成为法定假日，在每一个华人的心目中，在自己的时间制度里，它一直都是存在的，法定化与否并不妨碍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法定化更有利于加强文化认同。

　　新京报：传统节日法定化后，对于世界华文圈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会不会起到一些作用？

　　刘魁立：毫无疑义，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此外，对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也会有所促进。这里面有一个文化的共享问题。文化的共享问题是文化的本质属性。

　　我们的领土被别人掠夺走了，我们能答应吗？不能答应。我们的石油被别人开采享用了，我们还能享用吗？

　　不能。在物质的享用方面是很难共享的，但文化可以，而且并不因为共享了文化，文化就变得贫弱了；相反，文化共享能促进文化的再生，更加发挥文化的功能，使文化变得更丰富，影响力变得更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化的生命力的体现。

    建议国家领导人发表春节贺词

　　新京报：对中国节假日体系的建设，你有什么具体建议？

　　刘魁立：和周边国家相比，我们的假日是少的。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承载那么多节日，或许并非如此。适当考虑把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富有文化意义的传统节日纳入国家节假日体系，把“五一”和“十一”的假期适当分流给清明和中秋，我认为是可能的，也是可操作的。

　　同时，我们还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春节期间发表贺词，以增强全民同乐、融洽和谐的氛围，增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访谈动机

　　近些年来，在我国，西方个别节日的兴起与部分传统节日的式微令人瞩目。基于此，今年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议或者议案，要求传统节日法定化，借以复兴传统文化，加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很多人在愚弄与被愚弄中开心品尝着舶来文化；后天，也就是4月5日，是中国的清明节，慎终怀远的传承将激发炎黄子孙的家国情怀。

　　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进行这样一个采访，实属偶然；但读者的眼睛是检验我们的标尺，况且借助于《新京报》改版、“时事访谈”诞生的时机，天意与人心巧妙勾连，使得一切看上去顺理成章。在一丝忐忑中，我们带着问题上路，一番求索，几许不安：不知道是不是能给您以体悟……

　　链接

　　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参访大陆，参访团将此次大陆之行定位为“缅怀之旅”、“经贸之旅”。

　　今年两会，委员代表建议：“除夕”当天开始放假，将“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体系。

　　去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案建议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节日，随即在全国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和呼应。

　　2004年11月8日，美国纽约州州长签署法案，将中国农历新年初一定为全州的法定节日。

　　截至目前，在近300个禁放城市中已有约10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上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