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8年真是最不平凡的一年，由金融海啸引起的金融危机裁员风暴急速全球漫延,金融危机裁员让曾经叱咤金融市场华尔街瑟瑟发抖。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国家出台了拉动内需的政策，今年两会的重点也反复强调“保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扫清信任危机这一障碍似乎变成了当务之急。

裁员风暴席卷全球，员工和企业唱起了反调，揭发企业的帖子在网上比比皆是。再往前追溯，“三聚氰胺”事件、“捐款门”浪潮……随着环境日益复杂、科技不断发展、通讯技术渐趋成熟、大众传播媒体的推波助澜以及公众消费意识的苏醒，企业危机事件频频爆发，范围也越来越大。

对于危机事件中的企业，首先面对的就是公众对企业信任度的下降。爱德曼公司发布了2009年度《信用度调查报告》，该公司于2008年11月至12月在20个国家对4475名意见领袖进行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意见领袖们对公司信任度为56%，低于全球平均值6个百分点。

美国畅销书作家唐·泰普斯科特撰写的《赤裸的公司》一书，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研究结果向我们证明，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度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该研究在37个贫富各异的国家展开，受访者都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值得信赖的”以及“是否认为和别人打交道需要谨慎为好”。结果表明：秘鲁最低仅为5.5%，而秘鲁在30多年间人均GDP都在1000到2000美元之间徘徊;挪威最高(为62.2%)，该国人均GDP常年处于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前三甲。

如果希望GDP取得高速增长则必须要消除国民的信任危机，这似乎并不是简单用公关就可以解决的。《信用度调查报告》还指出，在企业声誉的决定因素中，信任度、透明度与产品质量及员工待遇，优先决定着企业的声誉。因此，企业不从内功练起就无法得到公众的信任，而据本刊采访的几位公关专家表示，如果企业遇到像三鹿这样涉及产品质量问题的重大危机，再高明的公关手段也无能为力。

公关不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绝对的系统工程。资深公关顾问周鹏程指出：只有将公关上升到公司的战略层面，公关才能“救企业于危难之际”。

回顾近两年来爆发的企业危机，几乎涉及到了企业的方方面面：高层变动、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故、领袖言论等等，似乎企业一夜之间变得千疮百孔。

而事实上这并非企业突然变得问题重重，而是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让他们更加难于应付，“危机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现象，它不再是今日社会异常的、罕见的、任意的或者外围的特征。”危机管理之父Mitroff曾指出，“危机根植于今日社会的经纬之中”。

事实上不仅仅是国内的企业在近两年频频遭遇公众责问。2002年美国商业社会也曾爆发同样的信任危机：安然、花旗银行、泰尼特保健公司、杰克·韦尔奇等一批声名显赫的公司和企业领袖也曾卷入其中。与此同时，美国的民调显示：商业领袖在民众心中的受尊敬程度接近谷底、消费者信心锐减、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忠诚度几乎荡然无存……

这看起来和我们今天的状况有些相似，与其追问公司到底怎么了，不如看看这些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唐·泰普斯科特认为：传统媒体与公众往往是单向沟通，话语权只掌握在某家媒体公司的总部;而多维化的网络则恰恰相反，世界各地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利用网络发布任何信息。

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就是，美国婴儿潮一代的崛起成为利用互联网推动企业透明化的动力，在21世纪初期，差不多90%的美国年轻人都是网民。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危机都与互联网相关。例如“抵制家乐福”事件就是由网友争顶论坛上的一个帖子，再逐渐蔓延到手机短信上。而国泰君安(行情股吧)证券公司在经济危机时期爆出的“天价薪酬”事件，也是短时间内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讨论热潮。虽然国泰君安的有关负责人出来澄清，但是网友似乎并不买账，某门户网站88.6%的参与调查者认为国泰君安的薪酬太高，对于高管在没有业绩支撑的情况下还拿高薪的这种行为，87.4%的人认为非常可耻。

中国社会正处于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的特殊阶段，逐渐富裕的中国消费者的心理也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人均GDP不断攀升催生了一批有知识、收入较高的中产消费者。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奥美公关经营合伙人杨锦萍认为：“这些消费者对品牌的意识有所增强，因而更加注重品牌的一举一动及对产品与服务质量的要求更高。”

而美国也经历过同样的变革，在20世纪50年代，面对随处可见的产品和服务，顾客总是忙不迭地掏出钱包，就像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提出的“富裕社会”一样，这对美国民众而言是完全新鲜的体验，他们兴高采烈地尝试新产品。而进入21世纪，对各种新产品和服务早已司空见惯的美国消费者不再那么容易被商家的营销手段所打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