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最后一天，高青县城东北角的一个牧场内，午后温暖的阳光，静静地洒在一头头正在怡然自得地啃食饲料的奶牛身上。单从牛棚的密布程度而言，这个牧场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这个牧场聚集了村中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在缺乏工业基础的当地，养牛业寄托着村民们发家致富的愿景。不过，和外界的看好不同，这个奶牛基地的奶农们，却在和奶企的不断接触中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的喜悦与哀伤，痛楚与煎熬。

    从2008年上半年的抢奶风波，到三聚氰胺事件后的倾倒鲜奶，再到如今的四处送奶……一系列的事件让这些奶农和奶企之间的关系在微妙地变化着。而在奶企脸色不断变化的背后，奶农们也不断变换着他们悲喜各异的面孔。

    一个农村的养牛样本

    2009年12月31日，偏安高青县一隅的付家村养牛基地内，随处可以见到奶牛的身影。

    孙军亮（化名）就是付家村为数不少的奶农中的一员。与其他奶农一样，孙的家也紧挨着他近年来所苦心经营的养牛场。

    对于这个聚集了全村近四分之一村民的养牛基地，孙军亮有着深厚的感情。按照他的说法，这个位于该村西头的奶牛养殖基地是其担任村支部书记时一手建立起来的。

    对于当时涉足奶牛养殖并“举全村之力”建立养殖基地的初衷，除了因看好奶牛养殖的“钱景”之外，政治感敏锐的孙军亮称，当时田镇镇政府出台的“奶农向银行的贷款，由政府出面担保”的优惠措施让他在资金方面“放足了心”。

    事实上，作为牲畜养殖传统大县的高青出于增加当地农民收入的目的，对奶牛养殖的支持由来已久。早在1992年，高青县政府就出台了《关于大力开发秸秆资源，加快发展养牛业的决定》，鼓励发展养牛业。而此后，在牛奶产量面临巨大缺口的2001年和2002年，高青县官方又相继出台了各种鼓励措施。

    当时，付家村也通过了“免收养殖小区内养牛户三年土地租金”的决议。种种利好的刺激下，孙军亮率先通过贷款购买了几头奶牛，“耗尽家财”一头钻进了这个被当时舆论认为是“小投入，大产出”的行业围城里。

    “执子之手，方知子丑”，这句现在流行的网络调侃语或许能恰当地诠释出进入奶牛养殖领域后孙军亮的感受。在进入这个“外面看起来很美”的完全市场化的农业领域后，有着9年“领导生涯”的孙军亮才知晓，并不是辛勤劳动就能致富，决定自己及其他养殖户收入和命运的是变幻莫测的牛奶价格。

    面对毫无规律可循的奶价，在这个“规模算得上大”的基地里，几年前就有养殖户因承受不住养奶牛的成本压力，选择了退出。“可惜啊，正好没赶上那两三个月的好时候。”孙深吸了一口烟感叹道。

    喜

    抢奶潮下的高奶价

    孙口中的“两三个月的好时候”是在2008年上半年。

    本报调查得知，在2008年上半年，因为原奶一时供不应求，作为奶牛养殖大县的高青，一时也成为省内外诸多乳企争夺奶源的主战场之一。此时，高青全县已建成标准化养殖小区126处，奶牛的存栏量膨胀到了2.83万头。“当时来高青抢奶的有蒙牛、伊利、三元、光明等大企业，也有省内的佳宝，当然也有本地的乳企。”孙提起当年的“抢手”情景顿时两眼放光。

    和其他奶农不同，孙军亮还有着其他两个身份。在养殖奶牛的同时，孙还与另外两名村民合资购买了一台挤奶设备，建起了负责整个养殖基地挤奶业务的奶厅。与此同时，孙雇了一辆运奶车，每天负责将奶厅所收集的牛奶送往各乳企设立的原奶收购站。

    而他的特殊身份，也让其成为2008年上半年各路奶企争相拉拢的对象。“当时经常有奶厂的工作人员和区域经理过来做工作，极力邀请我往他们的奶站送奶。”孙军亮颇为自豪地告诉本报。

    在经过一番价格比较后，孙军亮选择将原奶送往当时设在高青黑里寨镇的光明乳业奶站。不过，往光明送奶并未延续很长的时间。在争夺奶源的高峰期，当地有关领导也受本地一乳企委托向这位送奶人打过招呼，“本地的企业缺奶很严重，应该优先照顾本地企业。”

    在2008年上半年，“嗷嗷待哺“的乳企对各地送来的原奶也相当欢迎，并且逐渐放松了对原奶的检测标准。对此，也曾给多家乳企送过原奶的孙军亮表示，“当时我送几车奶他们就要几车，只要送去的奶，基本都达标。”

    与此同时，在这场奶源的争夺战中，原奶的收购价格也随着各乳企的较劲越升越高。“奶户手中的原奶最高卖到了3.2元/公斤。”孙接着说道，“那时可能是我养牛以来原奶价格最高的时候了。”和孙的情况相似，其他多数奶农也随着奶企的争抢奶源而喜上眉梢。

    愁

    “无处安放”的牛奶

    不过，孙军亮等奶农脸上的喜色很快被“愁”字代替。

    2008年9月份，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顿时让国内乳企集体陷入低谷。而此时，孙和其他奶农也猛然发现，几个月前被疯抢的原奶价格更是一路下跌，此前两三个月的好行情已不复存在。

    “奶站的原奶收购价格一下子就从3.2元/公斤降到0.8元/公斤。”孙军亮称，这个价格与一头奶牛一天吃掉10公斤精饲料的成本相比，奶农都是在亏本售奶。

    与此同时，不久前还被各奶站奉为座上宾的孙军亮悲哀地发现，此时的他已成为各奶站最不受欢迎的对象。

    2008年上半年，本地一乳企曾与他签订了长时间的供应合同。然而，在三聚氰胺事件后，该乳企向他告知，“合同规定好的量将按照市场价格即0.8元/公斤进行收购，超出的部分的收购价为0.2元/公斤。”更让孙摸不到头脑的是，该乳企此时一改往日对原奶“来者不拒”的态度，新采取的检测标准苛刻得“难以想象”。

    面对乳企这种“变相拒绝”的措施，身兼奶农以及送奶者双重职责的孙只能像无头的苍蝇般地指挥着送奶车到各个奶站处碰运气。“但跑断了腿也没人要。”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唏嘘不已。

    而销售不利带来的巨大亏损使奶农的生意每况愈下。对此，这个见惯了牛奶市场波动起伏的群体采取了激进的“应对之策”——“倒奶”和“卖牛”。

    “前年下半年，我们送去的2大车奶都因为检测‘不合格’而被奶站拒收。没办法，我们只能把这18吨的原奶全部倒进村子后面的那条沟里。”长叹一口气后，孙很是难受，“当时心疼得不行，但是除此之外实在是没有别的选择。”

    随着“倒奶事件”的愈演愈烈，部分看不到希望的奶农也开始低价甩卖那些悉心照料多年的奶牛。然而，这些一度被他们寄予着致富愿景的“伙伴”在报出三折甚至更低价格后都无人问津。“15000元买的奶牛5000块钱都没人要，没办法，只能卖给屠宰场了。”

    2008年9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带来的“熊市”一直持续到2009年的上半年。在此期间，孙一手建立起的养殖中心里，陆续有奶农退出改行的消息传出。“老李、刘波等一共8户不干了。”孙军亮的媳妇数了数空置的养殖场后告诉本报。

    暖

    日渐回暖的奶业

    就在奶户养殖兴趣渐淡纷纷卖牛之时，这位全村第一个养牛的农户却悄然从邻居手中买下了5只小牛。对此举，孙解释说，“主要是看在朋友关系上帮他个忙，说实话，当时真不是看好后面的行情。”

    不过，奶价却出乎孙的意料，开始了触底反弹。据18个省市地区的奶价价格监测显示，2009年5、6月份，全国原奶平均价格已经回升至2.78元/公斤，到7、8月份，原奶价格升到2.87元/公斤，而9月下旬，原奶价格达到2.98元/公斤。“奶价确实是一点点地爬上去了。”孙军亮表示。更让孙军亮振奋的是，在奶价重新高企下，似曾相识的奶源争夺大战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据国内媒体报道，目前，各乳企在河北、内蒙古等产奶重地为争夺奶源正激战正酣。阔别一年多的无合同收奶、半路拦截、以许愿形式高价收购等“杀手锏”们纷纷重出江湖。对此，业内人士也认为，三聚氰胺带给乳业的阴霾逐渐消散，国内乳业的复苏和乳企巨头间的新一轮“跑马圈地”给予了奶价冲高的动力。

    不过，据本报了解，这种情形尚未在淄博地区明显显现出来。“我现在去送奶仍然跟游击队似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时孙的手机响起，他接完电话后无奈地告诉本报，“在本地乳企不要奶的情况下，我们的送奶车今天只能送往潍坊了。”

    纵然销路仍不比去年春天通畅；饲料价格也正在节节攀升——已有去年1900元/吨涨到了目前的2475元/吨，但正在慢慢回升的奶价让孙等奶农看到了坚持下去的希望。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我预测2010年下半年就能迎来乳业的春天。”这个资深奶农说道。

    而去年市场上各乳企的大动作不断似乎在回应着他的判断：去年7月，伊利宣布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投资2.89亿元，建设华北地区年生产4.5万吨奶粉项目；此后12月，伊利再次宣布将在天津投资3.82亿元兴建酸奶、奶酪生产基地；而伊利在华北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三元集团也先后宣布将斥资5500万元和6.8亿元分别在河北以及北京大兴区新建乳品生产线。

    现在，孙军亮圈里的30头牛每天能给他带来仅仅的30多元的纯利。但比起过去近一年的亏本经营，这点“蝇头小利”已足以带给他些许宽慰。

    已经坚守了7年的孙军亮，一边埋怨“从事着挣钱最少的养牛和风险最大的奶厅”，一边又颇有底气地重复着自己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牛、等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