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13 09:00
如果提到处在美国硅谷的欧洲科技公司,一种反应可能是可怜中杂有轻视。德国软件公司SAP是一个重量级选手吗?曾经。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吗?在 智能手机上翻船了。移动网络设备商领头羊爱立信?被中国企业追击痛打。 欧洲的慢中求发展 至于谈到创始型企业,你还真得坚起耳朵寻觅。什么时候伦敦的在线音乐服务公司Spotify能闻名美国?为什么吸引成千上万人的在线游戏公司 Playfish改嫁艺电。Skype控制了10%的国际长途电话,它的下场又如何? 最近一家法国公司vente-privee.com让加利弗尼亚恼火,它是“私人快速消费”的领袖:在限定时间内你可以用7折的价买到迪奥(法 国奢侈品牌)与普拉达。今年该公司的营收会达到8.5亿欧元(1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四分之一。迄今它有了几十个模仿者。一些硅谷企业家也在说要搞家类 似的公司。在科技领域总是有无数的恭维。 你可能会开玩笑说,美国总是最后发现欧洲。比起美国人的态度,欧洲企业家的潜能变化之快更重要。这几年,欧洲出现了适合年轻公司的宽松环境,许 多的企业家、经验老道的风投、必要的基础设施建立,甚至还包括法律公司和公关公司,它们使环境改变。在过去,欧洲在这方面极弱,而在互联网与科技领域它又 更显重要。 尽管如此,如何让欧洲的科技产业足够大,大到让企业家、风投和立法者能实现梦想,这依然是个大难题。他们的梦想是:不只生产创意,更要将创意商 业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拥抱各种创新,颠覆旧产业,诞生新产业。 欧洲领先的VC莫扎特资本合伙人Hermann Hauser说,十多年前他投资的公司大多由第一次创业的企业家带领。当时,要找到一个有成熟想法的风险投资家都很难。今天70%的CEO会重复成为企业 家,现在有了许多成熟的风险投资家,他说:“进步是很快的,尤其是在剑桥。” 另外一些领域也在发展。欧洲有一个集群,这点有些类似硅谷,但辐射的地区更广。剑桥像是圣克拉拉(美国的芯片基地),伦敦Sand Hill大道是风投的集中地,柏林让人想起了旧金山。 多样化增强 在过去,欧洲的多样化是一个优势,文化语言的冲突比技术的健康混合更具优势。现在公司开始发现它,资本提供者也重视它。伦敦一家风投公司创始人 Danny Rimer说:“从不同国家来的人擅长特殊角色,比如法国人就长于用户界面。”他认为随着美国互联网控制力的下降,欧洲的技术更有价值,比如在设计和品牌 化方面。 Playfish联合创始人Kristian Segerstrale更是看到欧洲多样化的优势,他说:“如果从第一天开始就准备国际化,你就必须建立一个好模式适应于将来全球化,像互联网就是这 样。” 一位法国企业家Loïc Le Meur于2005年创办了LeWeb会议,它吸引了250名参与者,大多是美国人。去年12月,人数达到原来的10 倍,上台演讲的有许多欧洲人,包括MySQL前任首席执行官Marten Mickos,meetic.com(欧洲著名婚恋网)创始人Marc Simoncini,Skype创始人尼克拉斯·赞斯特罗姆(Niklas Zennstrom) 。Loïc Le Meur说:“现在成功的故事很多,你再也没有必要为自己是个企业家而保守。” 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本身已经转身成了风投。当然,伦敦的老VC也没有闲着。2000年以来,一些基金在美国开业,业务繁荣,比如Accel合伙人 子公司就在欧洲投了42家创始型企业,Accel合作人Kevin Comolli说:“硅谷在创新上不再垄断了。” 尽管如此,欧洲的科技地盘依然比硅谷小得多:2009年欧洲公司收到22亿欧元的基金与创始型资本,与今年一季度美国的资本相当。欧洲所以落后 于美国,主要是它起步晚,基数低。为了让企业家精神发光,一些条件必须创造。伦敦商业学校创新研究院执行董事Jeff Skinner说:“它像是细胞,每一个都依赖于一切。” 欧洲落后的五个原因 欧洲的缓慢与迟钝至少有几个原因,它们听起来真是这么回事。 首先是企业家自己,欧洲从不缺少拥有好创意的人才,只是这些企业家看起来更喜欢造产品,而不太喜欢赚钱。他们看起来不太冒险,不太主动,也可能 是不太贪婪。欧洲员工在拿公司职工优先股权时居然要让人来劝说,美国VC一听就笑了。 没错,这的确与欧洲的许多条件有关,但它也的确反应了激励问题。在欧洲办一家公司要面对长时间的高风险,回报却比美国要低。在美国,失败的创业 被认为是一种光荣,在欧洲则被当成是职业死亡。在一些国家甚至立法防止一些破产的人运营公司。另外,由于收税过高,股票比起薪水毫无吸引力。比如在德国, 股票就是立刻要收税的。 第二点,欧洲更分散。在硅谷开个会可能只要打个车就行,欧洲的企业家要坐飞机去。更重要的是,与美国的创始型企业不同,欧洲没有一个巨大的本土 市场,它无法让公司飞速成长。尽管欧盟拼尽全力要成立单一市场。 第三点,欧洲企业家要面对众多的官样文章。在西班牙,按照马德里FON创始人Martin Varsavsky的话来说,劳动法让创业实验艰难。FON主要从事Wi-Fi基站业务。炒人很贵,必须付强制性的解职费。论资排辈严重,年轻的新手第一 时间就跑人。公司也很难从非欧盟国家拿到员工工作许可证。硅谷则不同,它们多大由移民运营,这些移民来自中国、印度和欧洲。 第四点,欧洲缺少成功创业公司,不仅是缺少VC,更重要的是缺少经验,缺少让创意变成金钱的经验。在美国,由于大学基金和其它研究机构对科技感 兴趣,VC们也愿意提供财务支持。欧洲缺少这样的资金,它只相当于美国的8%。美国的风投自己曾运营过创业公司,它们用成功来繁殖成功。欧洲则大多是银行 家和律师,它们没有多少运营经验,也不愿冒险。即使如此,它们还是比美国的大学也好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天使投资者愿意投资于初期公司的原因。 第五点,欧洲消费者帮助甚少。他们不像美国人那么爱冒险,他们宁可拿个合同,到哈费大学当访问学者。在美国的大城市,人们希望尝试新的服务,比 如Twitter与Foursquare。大多的欧洲人羞于网络购物,它们担心支付信息安全。 最后,时间无情。欧洲的科技企业比美国晚几十年,最早起步还是在1990年代,刚好是互联网泡沫形成时。欧洲网络破碎,VC停止向创业型公司提 供资金,媒体尽情嘲笑互联网。 还需要除草和施肥 欧洲采取了一些方法来走过困难。 官僚政治不是欧洲企业家的唯一麻烦,这些日子,它们最大的问题是找到合适的员工。 手机设备无线电芯片商Icera老总Stan Boland说:“让人们从剑桥到布里斯托尔上班是个挑战(两地相距240千米)。”欧洲缺少技术与商业混合区,人们大多呆在自己的家里。 尽管欧洲已经进步,但还是没有产生一些世界级的领袖企业,更别说和Google和Facebook一样的企业。在早期,欧洲企业就把自己卖给美 国人。CBS2.8亿美元收购了Last.fm,EA 4亿元收购Playfish。 对于这些有几个可能的解释。欧洲VC会引用一个“退出选择”,只有极少的欧洲创业公司有希望在自家长大。在欧洲没有类似纳斯达克之类的股票市 场。另外欧洲的IT公司宁可自己研发,也不太愿意收购。欧洲也缺少能运营创业公司的管理者。 大家可能会问政治应该怎么帮忙?答案可能是:不要做那么多。 伦敦商学院Skinner先生说:“你不可能建立一个生态系统,你必须孕育它。这些事情要时间,现在的欧洲如同1990年代的硅谷。” 哈佛商学院Josh Lerner不赞同此说,他认为在过去政府也帮助过IT产业,特别是在早期,公共基金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以色列,国家也提供帮助。 欧洲用各种方法阻止公共资金注入VC。欧洲投资银行和欧盟联合运营欧洲投资基金,它是基金之上的基金,因此不喜欢创业公司,更喜欢与基金合作。 在法国,市民如何要投资VC基金和创业型公司,必须交各种各样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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