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当曾国藩为了保护乡土不受滋扰，而将湖湘子弟组织为一支悍旅抗击太平军时，他必定没想到这支军队竟然成为大厦将倾的晚清王朝的救命绳，更加不会想到，“湘军”会成为后人眼中某种代表了强大和扩张性力量的符号象征。

　　“文化湘军”、“工程湘军”等名词，近年来被人们频频提及，用以形容湖南人在文化传播事业和工程机械行业所取得的出色业绩。应该说，无论事关哪个领域，湖南人总是习惯于为自己在意义世界寻找一席之地，对他们来说，在现实中承载意义的就是品牌，“湘军”就是一种品牌。在这个品牌力量越来越明显的时代，“湘商”就是湖南人正力图打造的又一个品牌。

　　2007年1月，首届全国湖南异地商会会长年会在长沙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湖南省主要领导公开提出，湖南将着力打造“湘商”品牌。然而，一直以来，很少有人会提及“湘商”这个概念，因为比起晋商、徽商、浙商乃至粤商，“湘商”充其量只能算是“湖南商人”的简称，而不具备什么真正统一的内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湖南人一直以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成就著称，其商业气质则很少被人关注。而近年来，随着湖南一些行业逐渐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一批企业家逐渐走出湖南成为“明星”，湖南人也开始希望能打造出“湘商”品牌，意图以此建立起湖南商人的整体认同感，更有效地服务于地区经济。

　　而在湖南商人身上，真能够提炼出某种内在一致的气质吗?湖南的商业文化可以说才刚刚兴起，要用某一个名词来囊括整个湖南企业家的群体特征，显然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湖南工程机械行业两位领军人物的观察，来获得对“湘商”气质的一些粗略印象。

　　詹纯新：大气内蕴的学院派

　　大多数见过詹纯新的人都会留下一种印象，詹身上确实有一种从容淡定的大家风范。记者见到詹纯新时，他并没有在做什么挥斥方遒、指挥若定的大事，而是坐在一大盘五谷杂粮(包括一些红薯、玉米、核桃、花生等)面前，在晚上10点钟完成他的晚餐。在一般人看来，边吃东西边见客可能会被认为是有失礼貌之举，但是我们并没有这种感觉，一方面是因为体谅詹的终日忙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詹本人即使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也绝没有给人很失礼的感觉。这似乎是一种天生的优雅。当然，是否气质优雅，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身上必备的要素，但是，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人行事风格和内在气韵的一种外延。

　　从詹纯新大学毕业到1992年创立中联重科期间，他先后做过西北工业大学的老师、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的研究员、副院长，还兼任了研究院的一些行政职务。这种经历解释了他身上出现的种种特质：属于技术人员的精细和务实、属于研究人员的严谨和求知、属于行政领导的运筹帷幄，等等。

　　从表面上看来，詹纯新含蓄内敛，但是在这背后蕴藏的，却是常人难及的魄力与决断力。1992年，当詹纯新带领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的七名同事毅然下海，以区区50万元资金开始创业之路时，眼前并不是康庄大道。你可以说，是当时的实际市场需求决定了中联初期的旗开得胜，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判断。有多少人手中拿着技术却没有能力实现成功的商业化?将象牙塔内漂亮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观的商业收益，这需要一点市场上的好运气，更需要主事者的当机立断和运筹帷幄。

　　作为一名学院派出身的创业者，詹纯新对企业经营有相当执著而正确的理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联的成功。1994年初，中联重科生产的混凝土输送泵刚刚打开市场，就在这时产品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詹纯新在思考了好几天之后果断决定，召回已经卖出的产品，停产，重新研制第二代产品。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傻事，因为那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工地，建筑机械产品供不应求，即使稍有瑕疵也不愁销路，如果停产搞研发，对初具规模的中联来说将是很大的损失。因此，公司内部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可以边生产边改善。但是，詹纯新最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这样到第二年7月，中联的第二代输送泵产品下线，一年后的销售额猛增到4000万元，再一年之后，销售收入越过了亿元大关。

　　这一事件在中联历史上的意义，并不亚于后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海尔张瑞敏“怒砸电冰箱”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很难说今日的中国工程机械舞台上还有中联强大的身影。中联重科也许是国内第一家开始实行产品召回制的企业，这中间表现出詹纯新非同常人的魄力与经营智慧，因为他明智地看到这是企业的关键时刻，如果做出了基于短期利益保证的选择而忽视长远的价值创造，企业就很有可能落得昙花一现的结局。

　　对一个企业来说，创业者是否有正确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否能得到强势的贯彻，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能否走在正确的路径上。对詹纯新来说，企业从来都不是一时激情的产物，而是一种需要长期以理性来贯注的责任。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己是以“孝心”来对待中联重科，因为“如果仅凭激情去领导一个企业，总有激情退去的时候，而lsquo;孝心rsquo;不一样，我又怎么敢不始终如一，怎么敢有丝毫的懈怠?”

　　向文波：激情外露的草根派

　　2005年以前，向文波和三一重工都并非如雷贯耳。但是，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让三一重工开始广受媒体关注;而2006年的凯雷收购徐工事件，则让向文波在全国声名鹊起。尽管它们看上去都是属于资本市场的事件，但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很多人认为，向文波在2006年针对凯雷收购徐工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事实上都是在通过对政治脉搏的某种把握来实现自己和企业的目的。

　　向文波的性格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乐于接触和尝试新事物。在一般人看来，一个40多岁而又日理万机的企业家与“超女”这种现象必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向文波对“超女”津津乐道，而且对其他很多娱乐现象都乐于品头论足。此外，向文波可能是中国最早利用博客这种新媒体来阐发自己声音、并创造了惊人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如果没有在博客上对徐工事件铺天盖地的讨论，向文波绝不会有今日的声名。但是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将新媒体的力量利用得如此淋漓尽致的向文波，根本还算是个电脑盲。因为打字速度太慢，每次他都是把要发表的内容写在纸上，然后让秘书输入发表在博客上。你可以嘲笑这种举动，但是也更要承认，一个根本不熟悉电脑操作的人居然能够对新媒体的力量认识得如此清楚，不能不说这个人天生就有一种洞察新事物力量的强大本能。

　　这种勇于尝新的气质，一直贯穿于向文波整个的创业经历中。1986年向文波加入三一的创业队伍中时，他还是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虽然还只是“友情客串”的形式，但是我们却能从中看到一个敢于履新的年轻人的鲜明形象。三一后来的创业经历，也一直由向文波及其伙伴们勇于尝试、勇于改变的性格来主导。一群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尝试了种种路子，从贩羊、做酒，到做玻璃纤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最后，他们好不容易在金属材料行业站稳了脚跟。但是就像所有创业者一样，他们想要做大，而金属材料行业小，科技含量却很高，想做大很难。于是，他们再次放弃，再次尝试。这一次，决定进军工程机械业，发现这条路走对了，一直走到了现在。

　　当三一重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重要的影响力时，向文波血液中那种永不满足的因子再次开始活跃。2006年，他提出要在长沙打造“中国工程机械之都”，甚至“世界工程机械之都”。这印证了湖南人性格中那种喜爱宏大叙事的传统。一直以来，在湖湘文化的影响下，很多湖南人的内心深处都揣有一种“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理想，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身边的事，更希望自己将来有一天能够建立足以影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功业。这种强烈的欲望驱使一代又一代湘人走出湖南，去更广阔的舞台上寻找理想，施展抱负。

　　近年来，向文波领导下的三一积极在海外开疆辟土，以海外建厂的方式，决心在世界各地都烙下三一深刻的印记。这种扩张形式与詹纯新领导下的中联有显著不同。詹纯新尽管是“我为并购狂”，但并不强求对收购对象的绝对控制权，而只要求它们与中联的业务形成有益的补充与融合即可。但三一则不然，在国内，并购一直没能成为三一重工进行扩张的主要方式，尽管向文波自己声称是因为在并购的问题上，作为国有控股企业的中联比起作为民营企业的三一更具种种优势，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三一的“霸道”风格显然也是它令收购对象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中联寻求“和谐”不同，三一更渴望“控制”。

　　这两个企业之间的差别，也是两个企业主事者风格气质的差别。在种种言论中，可以看出向文波一直都对中联重科“有国家担底”的身份耿耿于怀。也许，希望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就是这种基于草根出身的“不安全”心态的体现。